她是12岁孩子的母亲，是刺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的妻子。丈夫关在里面，她把自己扔到外面，天南海北地走，“怕夏俊峰案冷下来。”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沈阳报道
儿子又挨打了。张晶拿着“轻微脑震荡”的诊断书，问：“你为什么不还手？”憋了半天，强强带着哭腔说：“我还手，他说我爸是杀人犯怎么办？我把他打死怎么办？他打我一下，我不还手，打我两下我不还手，他打完我第三下，他就不打我了。”张晶也哭了。
第二天一早，张晶在校门口遇到打人者的父亲。孩子的父亲转身急匆匆地走，张晶追在后面像一只护雏的母鸡，看到那男人越来越远的背影，委屈铺天盖地地来了，她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像个泼妇。”张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要让儿子知道，没有爸爸也一样，妈妈可以，妈妈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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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件事情没有发生，张晶可能已是家门前某个档口的老板娘，每天围着老公、儿子和厨房转，晚上为电视剧里的悲情女主角哭上一回。一切，都因三年前那件轰动全国的“沈阳小贩刺死两名城管案”而扭转了方向。
小贩名叫夏俊峰，是和张晶一起生活了九年半的丈夫。
2009年5月16日，是个星期六。听说城管队有人结婚，卖炸肠和鸡柳的小贩夏俊峰、张晶夫妇决定提前出摊。上午11点多，在距离自己家不远的交叉路口摆摊时，他们遭遇了城管稽查。在张晶的描述里，夏俊峰恳求城管不要扣押自己的燃气罐，十几个城管将夏俊峰围在中间，拽着领子，你推一把，他踢一脚。张晶想冲进去，被人从后面拉扯住胳膊。她跪在地上恳求：“别打了，别打了，都给你们。”随后，夏俊峰随执法人员到勤务室接受处罚。然后，小贩成了杀人犯。因为在勤务室中刺死城管，夏俊峰一审、二审均被判处死刑。至今此案仍在死刑复核阶段。
勤务室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法律上，成为关键问题，这意味着这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正当防卫”。但真正让此事成为全国性新闻的，是这个刑事案件映射出的社会矛盾。
沈阳是个老工业城市，昔日大厂的荣光遗留下来的，是大量下岗工人成为流动商贩。摊贩与城管人员的矛盾几乎无法避免。
1990年代，夏俊峰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防爆电机厂做车工。不久，单位倒闭，夏俊峰下岗。
初中文化的张晶和丈夫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夏俊峰被分配到电机厂时只是学徒工，别人车小螺丝，他车的螺丝有碗口粗，没有一技之长。为了每月挣四五百元钱，夏俊峰去劳务市场，“就像货物一样让人家选，挑萝卜还得扒拉扒拉吧。”张晶说，因为丈夫只有一米六五，很多用工单位嫌他身材矮小，不肯录用，他只能去做季节工。“空调厂夏天招一批工人，干上三四个月，工作又没了。”夏俊峰干过出大力的活儿，钉过箱子、做过推拉门，也曾在四十多度的厂房里工作，回家之后，张晶见他的裤子上都是层层的白碱，“上衣就更别提了，都是咸的。”
张晶做过饭店服务员、给人看过店、做过幼儿园的面点师。两口子起早贪黑，日子还是过得捉襟见肘。
儿子的绘画天赋成了清贫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张晶说：“儿子总是得奖，我们就商量，得挣钱，儿子得有出息啊，可不能像我们这样。”两个人一个月赚1000元钱，儿子托费、画画就得花去500元。因为没钱，连续三年，张晶都没能带儿子去北京参加绘画比赛。
2008年的一天，一个卖盒饭的外地人跟张晶攀谈起来，说你们两口子打工累死累活挣那点儿钱，还不如自己干。家附近便是热闹的五爱市场，哪怕卖炸串，挣的钱也比现在多。张晶和夏俊峰动心了。
朋友送了一辆倒骑驴（车厢在前，骑车人在后的人力三轮车），从亲戚家借来一个液化气罐，询问了炸串的市场行情，两人的炸串摊开张了。刚开始张晶不好意思吆喝，总是躲在摊贩的最后面，怕碰到熟人，尤其怕遇到孩子的老师。“给儿子掉价，说这孩子的爸妈是干这个的。”
为了挣钱，两人渐渐抛开了脸面。
夫妻俩的作息是这样的：凌晨三点收摊回家，睡两小时，夏俊峰五点起床上货，张晶七点送儿子上学。休息几小时，夫妻二人十一点开始备料，下午三点半出摊。在公交站点卖一阵后，晚上再去网吧门口卖。大半夜的蹲到一两点，半夜三点才能再次回到家里。
沈阳的冬天冷，晚上零下二十多度，张晶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还是冷。张晶38码的脚，得穿41码的鞋，脚全冻肿了。最冷的时候两个人就跳绳、踢毽，在网吧台阶上来回地蹦。回忆起这些，张晶说：“就盼着春天快点到吧，今天晚上熬过去，就离春天又近一天了。挣了几十块钱，儿子这周末的画画钱就没问题了。”
当小贩半年多，家里有了变化。儿子说，“咱家真有钱啊。”因为太累，夫妻俩回到家倒头就睡，没精力收拾，家里的窗台上、床底下，到处都是毛票。多的时候，周末一天能挣三四百元，儿子去北京的愿望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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