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解的出路
准备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有抢到，小龙不太能接受这场抢劫计划的失败。他说，当时身上已经一毛钱都没有了，可是，他迫切地需要钱，去买一张火车票，离开这个地方。
小龙想去北京，一个他第一次见到地铁和电梯的地方。不过，他已经不太记得该怎么去北京了。两年前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还是老乡带着他，逃票坐上了火车。
在陌生人面前不爱说话的小龙，总是绷着一张脸，额头上勒出与他16岁年龄不相搭配的抬头纹。但是只要一说起普通话，一说起北京，他整个人都放松了，偶尔还能露个笑脸。
他对北京生活的印象，只有三个字：“好着嘞！”他在北京当过后厨，做过保安，还在肯德基做过冰激凌。在他的描述里，在北京每个月能赚三四千，还包吃包住，尽管住的只是四五个人拼一间的地下室。他说，自己两年赚了4万块钱，还寄给了爸爸1万7。
但小龙爸爸说，从来没有收到过儿子寄来的钱，他甚至很少接到儿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对于儿子外出打工的事，总是悬着一颗心。娃出门打工的时候，还不到他的肩膀高，两年没回家，再见面已经比自己还高了。不仅个子长了，还学会了抽烟，一天至少抽半包，胳膊上也不知什么时候烙下了一个个圆形伤疤，像是被烟头烫过的。
小龙爸爸也外出打过工，在深圳给人铺路，干了4年，带着几万块钱工钱，和一身的风湿病、动脉硬化回来了。他回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给家里盖房子。他把小龙从北京叫回来，要他待在家里看屋子，不愿意他再出去打工，“外面社会太复杂，我怕他出去出事”。
可是，待在家里对小龙来说太难熬了。在这个小村子，生活只有两种模式，出门种地，回家做饭，顶多再多一种模式，外出打工，回来盖房子。
如今他家虽然盖起了全村唯一一户贴着亮白色瓷砖的小平房，但姐姐在外地打工，71岁的奶奶要下地干活，爸爸要去地里用扁担挑麦子，白天只有他守着6间空荡荡的房子。屋里唯一的装饰品插在窗户把手上，是两根彩色的野鸡毛。
从没出去打过工的小康，并不太理解小龙的焦虑。他唯一一次走出彬县，是12岁那年发高烧，爸爸抱着他去西安看病。小康爸爸说，他们在医院门口排队，挂了 3天号才看上大夫。夜里抱着小康输液，他看着脸色透红的儿子半夜突然醒过来，在挤满陌生人的挂号队伍旁边来回打滚，自顾自地疯跑起来。照小康妈妈的说法，那次看病耽误，可能把儿子的脑子“烧坏了”。
小龙说，他很想念在北京的日子。在那里，他在宾馆门口当保安，穿着浅蓝色的制服，感觉自己跟进了“特警队”似的，特有面子。他不会上网，但是偶尔有人请客，带他去网吧的时候，他就只看恐怖片和警匪片，看那些穿着跟自己差不多衣服的警察，在电影里抓坏人。小龙跟审讯他的警察说，他本来的理想，是要当一个警察的。
在北京，小龙还谈了人生第一场恋爱，女朋友是同在宾馆打工的服务员。小龙说他前前后后给了女孩近1万3，叫她买衣服，或者寄给家里。后来，小龙发现这个女孩早就有男朋友，从一开始就骗了他。但小龙说，他还是告诉女孩，“有事再来找我”。
但现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似乎堵死了。爸爸不给他路费，自己打工赚的钱又少。他在火锅店负责切菜，厨师长常常看到他一个人站在角落，一言不发地切一上午菜，三下两下就能把一整条鱼带着血剁成一块块的，然后就从后门出去，一个人到天台抽烟。
那个天台上并没有什么好风景。在这个三层小楼的屋顶，环顾四周只有上世纪80年代盖的机关单位大院，门口坐着如他父亲一般年龄的劳工，在马路牙子上等待活计。远处正在盖大楼，一架架起重机轰隆地响着。
再往远处，就没有别的新玩意儿了。彬县在古代是流放官员的地方，范仲淹就曾经被贬到这里当地方官。除了高楼跟当年长得不一样，放眼望去，四面依然是如围墙一般的山。
突然的刺杀
小龙和小康坐在广场上，胖子窝在躺椅的一边。小康劝小龙，“不要弄了”，“跟人家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伤人家？”
他们面前的县城，一天当中也许只有这一刻有些许安静。等太阳升起来，广场对面的工地又会响起轰隆声，要盖一栋比现有最高楼还要高的大楼。眼前的马路又会跑起长长的拉煤车和发亮的宝马车。清洁工又会出现，按片区打扫卫生。
小龙说他很沮丧，抢不到钱，去不了北京，他就要回到水泥地上的厨房干活，或者回到苔藓地上的老家种地。
少年们叽叽喳喳地吵着。被吵醒的流浪汉又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叨。小龙冲着他说：“这广场是你睡的？去你妈的！”
流浪汉坐起身回了一句：“我在这睡不睡，关你啥事？”
小康拉着小龙：“不要弄了。”
可是流浪汉依然骂骂咧咧。他再次准备睡觉，嘴里念叨着：“小屁娃，你妈的！”
小龙被许多人骂过，上学的时候，考试只拿十几分，被老师骂过，被父亲打过；打工后，打他的人就更多了，不满意他的工头，发脾气的老板，动不动就挥手上来，朝他的头上打。他一直留着光头，直到最近渐渐长出细细的头发，长不出头发的地方，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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