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果的抢劫
拉扯着不情不愿的胖子，和摇摆不定的小康，小龙出门了。那是6月15日的晚上，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广场上聚集着消夏纳凉的人。女人穿上了轻薄的裙子，身上只背着小小的皮包，有的男人只穿着背心裤衩就出了门，把所有随身物品塞进口袋，装得鼓鼓的。
广场旁边是当地最大的超市，叫做“家福乐”，9.9元一双的运动鞋装满整整一筐，任人挑选。
如今到这里，还能看见广场前的马路堵车，拉着煤块的大卡车别住了宝马车，双方都在拼命摁着喇叭。路过的商店宣传车贴着大海报，正在举办消夏歌唱比赛，不知名的选手用大音量的麦克风高唱：“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小龙说，那天他们就打算在这里抢劫。可他们看着人们在眼前走来走去，背着包的，戴项链的，打手机的，确定了两三次目标，每次走到了跟前，谁都不敢动手，只好一次次退回来，在广场上坐着。
广场上坐着各种各样的人，带孩子的，遛狗的，光着膀子打牌的，拎着水笔写字的，当然，也有跟小龙看着差不多大的少年，有的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嘻嘻哈哈抽着烟；有的穿着统一的短裙，向来往的人分发附近商店的促销传单――耐克专柜新品上市，新款1499元。
在小龙打工的火锅店，领班厨师长说，他们这些打工的常常聚在一起讨论，什么样的工作“最厉害”。常出现的答案是，好工作在煤矿。在县上不管打什么工，一个月最多一两千块钱，可在他道听途说打探来的消息里，不管是一线下煤矿，还是二线搞后勤，到了煤矿月收入就能上万。不过，这种关于“好工作”的讨论每次都以沮丧结尾――因为据说虽然下矿有危险，但想要干这行，也得“有关系”才进得去。
这些年来，闭塞的彬县因为煤矿积累了财富。这里建起了气派的高楼，马路甚至比咸阳更宽阔。当地宣传干部很乐于向外来的人介绍，他们为教育投入大手笔，花了2.2亿元建造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教学楼的门柱子都是比着美国高等学府建的。这个中心在新城区地标性的体育馆旁边，而那也是个大手笔，比着北京建的，“盖出来会跟鸟巢一个样”。
不过，火锅店的伙计们谁也没去过这个职教中心，他们只在坐大巴车离开县城的时候路过而已。这些恢弘的建筑甚至很少出现他们的讨论中，因为“出来还不是打工，可那地儿还要交钱”。
在火锅店打工的时候，胖子最爱满屋乱窜，拉人聊天，可是那天在广场上，他却坐在躺椅上不肯动，嘟囔着要回家。几个兄弟里，只有他家住在县城，是个“城里人”。他常在店里那些涂着长长睫毛膏的女服务员面前大声炫耀，说爸爸是个小煤矿主，家里有块小地皮，能自己开采，就光家里那辆拉煤车，一年就能赚上四五十万元。
一同打工的服务员打趣说，他是“富二代来体验生活”，他只是嘿嘿笑着不说话。事实上，没人知道他撒了谎。他的父亲其实只是县城倒闭药厂的下岗工人。胖子在家偷过家里人的钱，但他在外面干过的最出格的事情，也不过是在火锅店拼盘的时候，勾着领班的脖子，指着给顾客准备的点心，笑嘻嘻地跟他商量，“肚子饿了，让我吃一个吧，行不行？”
小龙几个人就这样，一边吵吵着，一边坐在广场，一直等到后半夜，等到广场上消夏的人渐渐散了，剩下离他们不远的一个流浪汉，躺在长椅上睡觉。
广场上只有最后一个目标――一个孤身走过的女人。她几乎符合少年们计划的所有要素：穿着高跟鞋跑不快，身上背着包会有钱，现在广场上没别人，抢了可以迅速跑。
小龙叫上兄弟要动手，可胖子又不愿意了。他没拿出小龙为他准备的刀子，反倒拿出了手机，要打电话回家。小龙把他的手机夺过来，扔到地上踩了踩，然后把胖子从躺椅上推下来，叫他去一边看着。
可是，还没等小龙他们走到面前，高跟鞋女人就快步走到路边，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广场。
盲目的跟随
倒在一边的胖子看到最后一次抢劫行动也失败了，开始大声嚷嚷，“不弄了，不弄了。”
“不弄了？去你妈的！”小龙大声吵起来，“你X谁呢还是晃谁呢？你不弄了？赶紧给我滚！”
凌晨3点后的广场，只有小龙他们5个人，以及睡在附近的流浪汉。小龙拿出事先买来壮胆的刀，瞅了一眼流浪汉，冲胖子说：“没胆儿就赶紧给我滚，再不就过去那边，拿疯子练练手。”
睡在躺椅上的流浪汉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之前的许多日子里，这个广场是他夜晚安眠的绝好去处。当地官员介绍，为了竞争“全国卫生城市”，他们把县城划块，每一块地面都有一个清洁工专门打扫，这其中就包括流浪汉安睡的躺椅。没有人会轰他走，他每天都有干净的躺椅选择，靠马路的，有树荫的，挨着喷泉的。
可是，这一晚的美梦却被抢劫失败的少年们搅乱了。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小龙和小康跟警察说，睡得迷迷糊糊的流浪汉，从广场看台旁边的木头躺椅上坐起身来，不耐烦地冲他们抱怨：“朝一边儿去，赶紧走！”
小康把小龙拉到一边，陪他坐着聊天。小康读书不错，小学考过全班第八名，“三好学生”奖状至今还贴在一家5口住着的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墙上。他跟小龙一样，出生于满地长苔藓的村子，但是小康爸爸为了让儿子读县里的中学，举家搬进城。他跑到学校找老师谈话，回来还勉励儿子：“别人念着念着就不念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搬家的决定对于小康家并不容易。母亲不识字，没工作，父亲虽然在煤矿工作，但每个月只能拿到3000多块钱。小康还有两个姐姐，他们跟父母挤在一间房子里生活，住在县城角落的城中村。
那地方看上去像个大杂院。在这里，水泥地的县城可以找到长着苔藓的泥巴路，十几户人家挤在一间小院里，每家都用被罩挂在门口挡着。站在院子中央能听到一楼的男人跟女人吵架，看到二楼的住户从窗户往楼下泼水。院子外面是林立的绿树，树下是一条干枯的河，堆满垃圾袋。院子外焚烧垃圾的焦糊味，混杂着院子里做饭的炉火味儿，不远处山上跑着的运煤车则不停地摁喇叭。
“娃根本在屋里待不住，动不动就要往外面跑。”在切菜板、摩托车和呼啦圈共处一室的屋子里，只有一盏发黑的白炽灯，小康的妈妈捂着脸哭着说。她没读过书，但她一心想让儿子读好书，为此她把印着古诗词的旧挂历整齐地贴满出租屋的墙壁，还到处去请教培养孩子的诀窍。她问过住在隔壁的，街上卖菜的，还有学校外面等着接孩子聊天的，“他们都说不能让娃出去，可是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待，一个劲儿要出去。”
从今年3月开始，上初中的小康闹着不学了。他坐在父母和自己挤着睡的大床中央，嚷嚷着要赚钱，赖着不出门上学。爸妈虽然反对，最后也只能跟他达成妥协――等到秋天，去读个职业技术学校，在此之前，可以先到县上打工。
小康说，他很快发现，外面的世界没那么简单。有天晚上快两点了，他在跑着拉煤车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男人追着两个女人，不管女人如何呼喊，并没有人去帮助她们。
“我觉得外面社会太乱了。”在警察面前，小康扭捏地选择靠着墙根的角落坐着，耸着肩膀，用手掌摩挲着自己的膝盖。他在火锅店打工认识了小龙，跟他拜了把子。“我就想跟二哥他们……我们发誓，以后相互罩着干。”
但对“二哥”提出的抢劫，小康说他没同意。他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用刀子，之所以会跟着出来，只是因为他不想忤逆小龙这个“二哥”，想什么都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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