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运恒律师认为，常林锋的案子主要是因为缺乏直接、关键的证据，刑讯逼供的可能性也没有得到排除，历时多年则是因为法院采取了慎重审理的态度。
这一慎重审理态度的背景是，就在常林锋涉嫌杀妻焚尸案审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于2010年6月，针对部分死刑案件因为刑讯逼供等原因出现错判的情况，颁布了两个重要法律文件。
一是《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规定了先行当庭调查的特别程序，改变了过去对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可用可不用的状况；二是《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规定了最严格的证据审查标准，要求做到证据之间没有矛盾、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赵运恒律师表示，这两个规定，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上历史性的突破，对规范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减少冤案的发生、保障人权等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正义依赖控方侦查质量
经赵运恒律师申请，北京市高院二审时，有刑警、法医等3名警察出庭作证，而在北京市一中院重审时，出庭作证的警察增加了几人，此外还有新的法医鉴定人和律师聘请的专家证人出庭。
赵运恒律师说，很多案件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是办案人员写一份证明，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这只能算假排除。北京市高院和北京市一中院允许证人出庭，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常铮律师也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根据以前的经验，证人出庭是比较少的，侦查人员出庭则更少，专家证人出庭更是少之又少，但在常林锋的案子中，却聚集了多方证人。
她表示新的刑诉法出台以后，对于刑讯逼供有了具体规定，以后控方证人出庭应该会比较普遍了。但对于要出庭的证人是个新的挑战。赵运恒律师在法庭上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赵运恒说，在庭审现场，警察和法医一出庭就被问得哑口无言了。连法医都突然说道：“没想到律师还懂法医鉴定这一方面的问题。”法医被问住，是因为辩护人专程请教了很多法医，还就相关问题专门召开研讨会来讨论。
以前一份纸质的办案说明或者简单的鉴定意见，拿到法庭上进行书面的质证已经不能满足新刑诉法的要求。同时，对于警方侦查的质量、办案水平就会有更高的要求。
赵运恒律师坦言，这个案子，如果说常林锋真的是凶手的话，那就是警方给放纵了。因为警方工作不仔细，在办案程序上违法、有瑕疵、科学鉴定不科学不严谨造成的。
比如，第一次鉴定完之后既不依程序告知犯罪嫌疑人，也不保留样本――死者的血样和其他部分的样本，以供第二次检验。在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重新鉴定时，死者尸体已火化，样本也毁掉了，最后矛盾重重的鉴定结果导致法院不能采用。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许身健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完全依靠口供的侦查方法会产生很多问题，为了破案就很可能涉及刑讯逼供，忍者不吐实，不能忍者吐不实，如果给假口供或者翻供，就会严重地影响审判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也强调，控方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就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否则将面临证据不足作出无罪判决的风险。所以对警方、控方，都要求证据的扎实、确实和充分，这是毫无疑问的。
专家和律师都认为，从疑罪从无规则的运用上，这个案子是有指导性意义的。在疑罪从无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控方和辩方也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对于中国法治的进步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推动。
3月29日，赵运恒说北京市一中院已经收到了检方的抗诉书，而常林锋也表示会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时至今日，这也许仍不是案子的最终结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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