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的现实
因为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是他和他的新疆老乡无法企及的。
在艾尔肯眼中，家乡和他一样出身的年轻人有着两种命运：要么在贫瘠的土地里刨食，要么在陌生的城市里漂泊。
19岁之前，艾尔肯属于前一种人。1988年，他出生在喀什市伽师县克孜勒博依乡。此后，父亲又陆续生养了3个小孩。一家6口人，守着三亩薄田，以及一间筢子墙围成的土屋。
弟弟们5岁起就下地干活，但贫瘠的土地以及每年80天以上的干旱、扬沙等恶劣天气，让耕作所获少得可怜，这个家庭连修补屋顶的裂缝都无能为力。
人多地少，是幅员辽阔的新疆另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现实。近几十年来南疆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使这片绿洲的人地矛盾愈发尖锐。2006年，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人口约占全疆人口的30%，而GDP仅占全区的8%。
公开数据显示，在喀什，至今仍有65.66万居民要靠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活。
10 年来，喀什市区经历着旧城改造、建立经济特区等一轮轮发展热潮，70公里外艾尔肯所在的阿拉勒村，时间却仿佛陷入停滞。村里八成以上的村民不懂汉语，也从不使用机械化工具，男人们则大多在街上闲着。种地收入太低，村干部甚至需要每年挨家挨户做工作，才能让农民们及时播种、收割。
艾尔肯读完初中，就再没去上学。在田地里苦熬5年后，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2006年，伽师县选派220名青年赴天津务工，拉开了喀什地区向内地输出劳动力的大幕，这也是全疆第一次疆外劳务输出。
长久贫困与对财富的渴望，让这个年轻人迫切地想要离开家乡。
第二年，艾尔肯报了名，成为天津一家木板制造厂的员工。
在这家工厂里，艾尔肯每天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将实木颗粒混入胶水后压制成木板。每月的工资1100元。一年以后，艾尔肯攒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1万元，抵得上他种5年的地。
金钱冲淡了乡愁，有那么一瞬间，艾尔肯充满了幸福。他把一半的收入――5000块寄回了家，让父亲修葺残屋，把院外土墙改成砖墙。他还告诉16岁的二弟，读完初中也赶紧过来。
政府大批量的劳动人口集体输出，改变了一批年轻人的生活与对自我的定位。至2010年底，伽师县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33.8万人（次），劳务创收达10亿元。艾尔肯所住的工厂宿舍里，也开始出现了MP3、手机以及价格不菲的手表、皮鞋。
然而日复一日，财富迷雾下的坚硬现实却逐渐清晰。漂浮着碎木粉尘的车间里，艾尔肯每天工作12个小时，重复一个动作要上万次；他读不懂一份简单的说明书，叫不出车间主任的名字，也不认识机器上的任何一个英文字母。
这意味着，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是他和他的同乡们无法企及的。
这不仅仅是艾尔肯一人的困境。伽师县技能培训中心机电系的教师库图鲁克每年要培训300至400人，为期30天的培训里，最简单的电路维修，最后仅有40%的人能够掌握。
更难熬的则是孤独。艾尔肯及他的同乡，被安排在一个车间、同一个寝室里、同一个清真食堂，每天反复吃着馕、馍馍与挂面。
积攒着微薄的收入，内心的撕扯却愈发剧烈。一台50元买的收音机，是艾尔肯夜里唯一的慰藉――孤独天线里传来的熟悉乡音，能让他感到安宁。
把小姑娘吓跑了，很难受
年轻人的就业渠道狭窄：第一，摘棉花；第二，进工厂；第三，做小贩，成为城市里的游荡者。
艾尔肯在两年的合约期满后，选择离开工厂。自由了的青年，却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不愿回家困在地里；想进入城市，却发觉自己甚至难以填写一张城市的就业申请表。
截至2010年底，新疆拥有农业富余劳动力219.7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83.77%，主要集中在喀什、和田等南疆地区。
这是属于艾尔肯这样的南疆农村青年的困境。受限于贫穷、偏僻、民族文化的隔阂及汉语水平的低下，这些年轻人的就业渠道狭窄：第一，摘棉花；第二，进工厂；第三，做小贩，成为城市里的游荡者。
在天津街头游荡两天后，艾尔肯选择了最后一条路，他来到北京，投奔了老乡――在街头售卖玛仁糖的南疆人。
2008年1月，同乡伊力亚斯收留了艾尔肯。从这个年近40岁、性格剽悍的汉子这里，艾尔肯第一次得知：玛仁糖。这久远年代古老商队的遗产，已成为城市里街边的货品。
长久以来人们对其独特售卖方式的固有印象：一群维族人，骑着三轮车，操着大嗓门，手持长刀，依据顾客需要切割售卖。
早晨9点，艾尔肯与同伴们骑着三轮车，到东直门、中央民族大学等地贩卖，常需要骑行30至40公里。午饭吃自带的馕，或是到拉面馆吃碗拉面。
夜晚9点，他们相约返回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家，由于收入微薄与租房困难，多是四五个人，挤在10平米大小的小屋或地下室。租金500至800元，大都破旧、潮湿，且无法供暖。
艾尔肯常要在寒风中站上一天，他被城管抓过十多次。每次车与切糕被一股脑没收，需要缴纳300至500元，等上15天才能取回。
对于艾尔肯来说，更大的痛苦则在于语言。每次当他站在街头，用蹩脚的普通话叫卖时，人们总会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
与顾客讨价还价，直率却口讷的他只能挥舞着手比划，这曾经吓跑了一个小女孩，“很难受。”
艾尔肯初中时的汉语课老师，自己的汉语就说得磕磕巴巴。如今，克孜勒博依乡学校的28个汉语老师，也仅有15个是汉语专业毕业。没有足够的汉族老师，是老师阿衣努最大的担心。
偷窃与强卖的确在一部分人中存在，而对辛苦打拼的艾尔肯们来说，较低的文化水平与生活阶层则是这个群体的形象滑向负面的加速器。他们不善言说、传统习惯与内地迥异、难以或者干脆不愿沟通导致新疆农村年轻人很难在内地被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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