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琳说：她没卖过血，前夫去世后，她带着一儿一女去镇上参加艾滋病普查，当时检查时只留了名字，没留地址，夏医生为找寻她，找寻了一年多，只到2003年才找到。当得知自己得病，特别是小儿子也是艾滋病患儿时，一时天旋地转，她想去死，觉得活着也难，不如死了算了，当时夏医生劝她说现在国家这么关心艾滋病人，一定要为两个孩子着想，坚持活下去，说不定能等到发明出能治好艾滋病药的那一天。
夏医生这时插话说：“绍琳，有一件事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自从你上次和桂希恩教授一起做了艾滋病宣传的公益广告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现在，有一个美国著名的摄影家想请你到武汉去为你拍摄照片，然后拿到美国去做艾滋病公益广告宣传，问你愿不愿意？”
韶琳想了下，当即点头道：“可以。”
到这时，我恍然大悟：啊，原来‘温馨家园’门口挂的巨幅防艾公益广告画面上的那个妇女就是她啊，怪不得我一见面就感到那么眼熟呢？
我翘起大拇指对韶琳称赞说：“你敢站出来做艾滋病公益广告宣传，真勇敢！真了不起！”
韶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当初要做广告时，女儿就对我说：‘你自己有病，还照照片，贴出去后，要是学校的老师同学都晓得了，人家怎么看我？’我对女儿说： ‘夏医生为找到我们找了一年多，吃了那么多的苦，国家花那么多的钱为我们治病，政府和企业还资助你和弟弟读书，这点要求我都不答应，那就太对不住他们了，人活在世上要讲良心啊！’从那以后，女儿再不埋怨我了。”
我问韶琳：“听说你现在是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你能向我们谈谈你和现在丈夫的感情上的事吗？”
韶琳有些羞涩地说：“他也是一个艾滋病人，比我小两岁，从来没结婚，是个单身汉，但他人心好，也很勤劳。我和儿子都是艾滋病人，再婚压力很大，他的母亲起初是一百个反对。当初我住过来的时候，老妈（婆婆）当面骂我，说我是个扫帚星，克死了自己的男人克儿子，现在又来克她的儿子，还说我不要脸，是个狐狸精来勾引她的儿子，老妈骂的脏话丑话臭得像狗屎，棍子都挑不起来，最后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回到自己的独屋里去。回去后两边的人都嘲笑我，有一年多我就没和他来往了。”
“后来，我自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看到他家也种了4亩多地，需要个帮手，我们就又走到一起来了。老妈的姑娘也劝她：‘毕竟您自己的儿子也是个病人，不能一辈子打光棍条，两个人在一起可以相互照应，也有个人帮忙缝缝洗洗呀！’现在老妈的思想也在转变，老妈虽不像过去那样反对了，但还是不理我。所以，平常他都是在我那边独屋里住，田里活两人一起过来做。有人说我和他两个艾滋病人住一起是‘歪锅跺瘪灶’，可我们俩人结合在一起感觉很好，身边有个人说说贴心话，俩人牵手，生产中互相帮助，精神上互相安慰，生活中互相照顾，我经常鼓励他，他也经常鼓励我，他安慰我心情放好些，寡妇门前是非多，劝我不要把别人的议论放心里。我安慰他：我们都有病，都不怕你传染我，我传染你，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没有病的人，活一天就快活地过一天。过去，自己有个病还是挺自卑的，说话都不想跟人说，现在心情开朗多了，村里像我们这样的艾滋病人再婚的还有一对。”
看到韶琳的心情这样开朗，在麦地里，我给她们夫妇俩人照了一张合影照，两人手拿镰刀，笑得很开心。
告别韶琳，夏医生带我去探访该村另一个艾滋病人新组建的家庭。途中，他告诉我：目前艾滋病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也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一般得艾滋病的小孩很难活到结婚年龄，艾滋病小伙子娶不到媳妇，姑娘也找不到婆家。艾滋病人丧偶后都很孤独，所以有的艾滋病人与艾滋病人再婚组建新的家庭，他（她）们再婚后，有的长期住在一起，有的没通过正式法律手续，暂时住在一起，还是各人种各人的田，只是在生产中互相帮助、互相合作，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方式结合，周围村民们对他们的组合都持比较宽容和理解态度，认为或多或少地对病人在情感上是一种慰藉。但是艾滋病人与健康人结婚问题，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会危及到健康人一方的安全，对此，我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如果要结婚，我就提醒他们必须注意安全防范措施。
夏医生说：艾滋病人除了渴求爱情、亲情外，还非常渴求友情。我们在艾滋病人比较集中的村里尝试着建起了“艾滋病互助小组”，把艾滋病人组织起来互帮互助，用病友情来温暖艾滋病人的心灵。
夏医生带我去见某村艾滋病互助小组的组长振国，他也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妻子，妹妹，哥哥，弟媳，还有那未满十岁的侄姑娘都相继死于艾滋病，尝尽失去亲人痛苦的他深知艾滋病人的心灵苦痛和孤独，所以，当村里成立第一个艾滋病人互助小组时，他义不容辞地领衔担当了这个没一分钱报酬、完全是尽义务的纯公益性质的 “组长”职务，目前他与村里另一位丈夫因艾滋病去世的女艾滋病患者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
来到振国的家门口，只见大门虚掩着，夏医生喊了几声，也无人应答，隔壁一个老人告诉我们，振国在湾前的田里割麦子，老人赶紧到湾头去喊人。
一会儿，振国就从田里回来了，他中等个子，也很瘦，浑身被晒得黑黝黝的。他歉意地说：收割机正在他的田里割麦子，所以他的女人在田里回不来。听说我想了解艾滋病人互助小组的情况，他带我看他家的活动室，我看到活动室里有电视机、报纸、象棋、扑克牌、麻将桌，还摆有十几把农家靠椅等。
他向我介绍：村里艾滋病人互助小组成立于2003年11月23日，小组成员有23人，这些病人年龄在30―45岁之间，都是在1992年―1998年期间参入地下卖血而不幸感染的，他们都是因贫困而走上卖血之路，卖血换来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的心灵都极度孤独，非常渴求与人交往，虽然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态度有些转变，不再像过去那样歧视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有许多心里话无法与正常人交流。后来，村里成立艾滋病人互助小组，他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当活动室，村里的艾滋病人都定期不定期地来这里聚会，大家在一起拉拉家常，说说心里话，大家都是病人，有很多不好对别人说的，都可以在这里说，然后大家在一起看看电视，打打扑克或麻将。每次从这儿回去，艾滋病人的心里都轻松一大截。不过，这个互助小组再走下去也很难，因为没有一分钱的活动经费，他也撑不住了。
临别时，振国送我们出村，路过村头一个山坡时，他告诉我：他家死去的五个亲人，都埋在这个山坡上。也许是触景生情，他情不自禁地用他那浑厚低沉的男中音，给我们唱起了他自编的一首“丧歌”：
今天有事上山坡，
新坟没那旧坟多。
新坟上头花圈绕，
旧坟上头长青稞；
东山坡上埋贤妻，
西山岗上葬弟媳。
草枯苗断根还在，
人死不能再回来。
那悲苍凄凉的歌声在田野上回荡，听得我鼻子酸酸的，直想掉眼泪。
夏医生的担忧和安全套工程
从村里调查归来，我和夏医生交换我的感受，谈起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夏医生仍忧心忡忡。
夏医生说：我镇原来以卖血途径而感染的艾滋病人，在全社会的关爱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病情已得到缓解和遏止，现在通过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已经基本没有了，母婴传播途径也得到了较好的阻断，但是，现在性传播已上升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而在性传播中，女性又是最大的受害者。
夏医生最担心的是以下几类人群：
一类是艾滋病单身汉这个危险人群。
第二类是在长途运输业、美容美发业、娱乐旅游业及高流动的无固定职业者，是一个潜在的容易感染的特殊群体，因为他们长期远离家庭或经常四处漂泊，容易陷于非法性行为和吸毒的泥潭。
第三类是打工人群。打工人群一般是二三十岁，都有性需求，有的对性很随便，性饥渴时有的去嫖娼，也有打工人群内部的性行为，这些人如果在外面感染上了艾滋病，回到家里还会感染给自己的配偶，还有可能会感染给其他性伙伴。
第四类是个别艾滋病人性交易问题。现实中有极为少数的艾滋病人卖淫嫖娼现象，极个别艾滋病人存在报复心理；三是无一技之长，家庭困难，被生活所迫。
第五类是性工作者。就目前艾滋病传染的机率来看，男性传染女性的比例相对高一些，从女性的生理结构看，女性的阴道表皮薄，阴道壁刺激越多，越易溃疡，女性阴道的酸碱度正常值为7.5，而在月经前后会下降为4.5或3.5，阴道对细菌的抵御能力下降，这时女性从事性交易，宫颈和粘膜极易损伤，破一个小口就会感染。所以，卖淫女如果不加强自我防护措施，感染艾滋病的机率更高，同时，通过她向男性传染的危险也更大。
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最大隐患，因为性传播比卖血传播速度会更快更猛，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阻断，发展下去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将不可估量，因此，预防艾滋病主要是杜绝性途径感染。现在，在外打工的人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多，大批的未婚男女青年，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卖淫嫖娼之道，即使没传染上艾滋病也很容易传染上其他性病。而且，很多未成年人的性行为，一旦上贼船就会毁了一生。
谈到这里，夏医生建议我去访谈一下疾控中心的医生。
于是，我冒着纷纷细雨来到S市疾控中心，疾病控制中心周主任热情接待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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