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梅笑着说：“我的儿媳妇叫海琳，对我很孝顺，经常给我买衣服买鞋子，村里有的女人在我面前扯是非，说儿媳妇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一不听二不信，家和万事兴，我很信这句话。现在我思想上一点压力也没有，我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每天按时服药，我还有一个儿子没娶媳妇，姑娘也没出嫁，想到自己的任务没完成，我还要活下去。”
面对这样一位坚强母亲，我深深被感动了，临别之前，我提议为她们照一张全家福，她们一家愉快地答应了。
临别前我问秀梅：“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她回答说：“我想买一个手扶拖拉机，这样就等于有一个人在身边帮我了。”
好人一生平安，我在心里祝愿她的这个心愿早日实现。
我探访的第二个艾滋病妇女是秀英。
我还未走到秀英的家门口，就远远瞧见她家三间平房的屋檐下，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走进她家，只见她堂屋里到处堆放的是稻谷和黄豆，不同的是，屋子里两边墙壁上挂满了孩子学习的奖状。
她是我在采访中所见到的艾滋病妇女中最美的一个：瘦高苗条的身材，鸭蛋脸，杏子眼，就是她脸色有些枯黄憔悴。
秀英招呼我们坐下后，详细介绍了她家的情况：她今年44岁，全家5口人，她和老公都是艾滋病人，老公现在北京打工，大儿子在省城一所重点大学读书，二女儿先是在深圳打工，查出乙肝后又到北京卖鞋子去了，三姑娘在家读初中。
秀英说：“我和老公得艾滋病，前两年都瞒着孩子，现在村里人都晓得了。老公原在北京卫戍区武警部队当兵，人长的很英俊，转业回村后当过生产队长，当过会计，当初卖血是因为一家五人原住在一间半破土屋里，只想换屋子，娃子要上学，没有钱，所以卖了三年血。前年有一天下大雨，夏医生来到我家，通知说我们俩都得了这个病。当时老公闷着头不吃不喝，一连躺在床上睡了几天，我心里也怄气，但是想到大儿子正在读高三，面临高考，如果知道父母得了艾滋病，思想压力大会影响他高考，好歹我们也要瞒着孩子，等娃高考后再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压住自己的悲伤，强打精神再三劝老公一定要起床，要不，孩子们会以为我们闹矛盾吵架了。”
“后来，在幸福小学读六年级的三姑娘回来对我说：‘妈，听专家在学校讲课说卖血的可能会染上艾滋病，你和爸不也去卖血了吗？你们去查一查吧！’我强打笑容说： ‘我不想去查，查出来了你们嫌弃我和你爸，再说，我怕查出来让别人知道了，儿子娶不上媳妇，姑娘找不到婆家。’说完，我赶紧去灶屋里烧火做饭。”
“三姑娘跟着到灶屋里，边往灶里添柴边做我的工作说：‘妈，你们一定要去查，你们是为了让我们读书，为了给家里换房子去卖血的，我知道，艾滋病只有血液传染和母婴传染，平常在一起生活不传染，查出来后我们不嫌弃你，我帮你做事。’”
“听了三姑娘的这些话，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掉地了，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再也忍不住了，流着眼泪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和你爸都查过，都是那个病。’”
“我叮嘱三姑娘千万不要告诉大哥，让他安心学习迎接高考。三姑娘怕我难过，天天挨着我睡在一个床上，说贴心话安慰我。大儿子高考前，见我总是躲在屋里喝药，把药瓶藏着，后来我才知道，我出门后，儿子把药瓶翻出来看了，他早已知道父母得病的情况。我和大儿子摊牌是在他上大学半年后打电话告诉他的。当时他在电话那边哭了，后来总是打电话回来叮嘱我不要劳累过度，他说读完大学后一定要好好报答父母。”
“我在家里种了4亩多地，前些年犁田打耙挑草头，我都下得力，今年挑不动草头了。我感到宽心的是周围邻居和亲戚都对我好，田里的重活帮我做，今年我一个人在家打了5000多斤稻谷，还收了200多斤黄豆，亏了村里邻居帮忙，我到她们家打麻将，要洗手，大家也说没得事，打麻将不会传染，要是跟前些年那样，我就无法生存。原先，湾里只要是卖了血的人，大家都疏远，朝人家屋里走，坐不要你坐，站不要你站，甚至有的人说，只要踏进我的门，我就把他轰出去。现在，村里人知道了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后，对我不存在另眼相看，说内心话，我感谢国家、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我主要的压力是经济上的负担。大儿子上大学都是他爸和二姑娘打工给钱，二姑娘也很聪明，她没读书，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先前有点恨我们，现在不恨我们了，她每个月至少给哥哥寄500元，还打电话要哥哥好好读书，减轻爸妈的压力。大儿子说，他毕业工作后，一定要让二姑娘再去上学。三姑娘问我：‘妈，现在家里没钱，假如我考上大学读不读？’我说：‘假如我不在人世呢？’三姑娘说：‘不管怎样，我一定要读书！’”
我问秀英：“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秀英说：“人已上贼船，只有坦然走下去。我只希望能顺利把药吃下，保证孩子完成学业。村里有的艾滋病人已经打地铺，生命到极限了，吃了药，现在还能种田打工。现在有药吃，只要自己心情愉快，相信活上3年5年甚至是10年不是希奇事。将来我没什么报答社会，希望孩子完成我的愿望！”
告别时，我拉住她的手说：“这满屋子的奖状就是你最大的精神财富，你的愿望一定能实现。”她笑了。
我探访的第三个艾滋病妇女是秀兰。
秀兰所在的村是一个很大的村落，我们到她家时，正巧碰上她和丈夫都在家，秀兰得知我的来意后，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她说：“我今年48岁，是1997年开始卖血的，当时两个小孩都在读书，一学期的学费需一千多元，加上赶情达礼和交土地税，家里只有2亩2分田，卖菜也不值钱，当时丈夫不在家，到苏州打工去了，看到湾里卖血的人比较多，我也跟着去卖血，结果染上了病。当时我本身就有病，刚动手术拿出了胆，肾脏也有问题，再加上又查出艾滋病，我精神上完全垮了，那时我人已经倒架了，脉搏都摸不到了，一走路就倒，我悲观绝望到极点，整天哭，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想爬到堰塘去淹死爬不动，想用孝布吊死人没劲站不起来，后来就托人帮我买安眠药，今天买几颗，明天买几颗，积攒起来想喝药死。是夏医生救了我的命，没有夏医生，我坟头上的草早就有一人多高了。”
这时夏医生插话说：“当时她的身体差到极限，骨瘦如柴，头发像枯草，形同死人，各项体格检查都不符合国家卫生部投药治疗标准，如果投药治疗要冒风险，除病人和家属签字，医生也要签字，如果不投药，病人活不了几天，投药虽然有风险，但也许会延缓生命，当时惟一的选择就是冒风险，我抱着豁出去的态度，果断地签了字。拼了几年，拣回了一条命。”
我问秀兰：“你后来是怎么与艾滋病做斗争的？”
秀兰说：“我能活到现在，一是夏医生对我太好了，跟屋的亲人一样为我治病；二是国家政府对我们有照顾，吃药治疗不要钱，种田不收一分钱，民政还救济补助我们；三是我丈夫从来不嫌弃我，不吼我，什么事都不要我做，我怄气想不开时，丈夫总是唱歌我听，丈夫唱的都是老歌，好听的歌，听他的歌，我的心里就好受多了。孩子也对我好，儿子外出打工，最多半个月打个电话问候我，每个月寄200元回来要我买吃的，有时候怕我舍不得花钱，就买衣服送回来，已出嫁的姑娘经常割肉买菜送回来，邻居对我也好，从来不歧视我。”
我问秀兰：“你现在还想到死吗？”
秀兰爽朗大笑地说：“不想了，我现在感到越活越有味了。”
我又问她的丈夫：“你怎么想到要唱歌给妻子听呀？”
秀兰的丈夫说：“她本身有病，女的思想窄，想不开，性子又急，叫她不做事，她非要做，她不开心时，我一唱歌，她就笑了。”
我笑着打趣秀兰的丈夫：“你唱的是不是老情歌？能否唱一曲我们听一听？”
这个憨厚的庄稼汉摸着自己的后脑壳，羞涩地望着妻子说：“唱的都是老歌，不好意思唱。”
屋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回荡在整座小楼里。
秀兰是不幸的，但她又是一个幸运的女人。有这样一个天天为她唱老情歌的好丈夫，她怎么会不开心呢？
告别秀兰时，我问她：“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她扬起头想了想说：“我想吃药活到老！”
在秀兰居住的湾里，我还遇见了一个令我敬佩不已的老奶奶，她看见夏医生和我到秀兰的家，也主动来屋里和我们聊天拉家常。
老奶奶白发苍苍，牙齿掉的只剩下两颗门牙，人很瘦，但她性情很开朗，也很健谈。
老奶奶用平缓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是艾滋病，今年已经76岁，家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患艾滋病，三个儿子已死去两个，大儿子去世后，儿媳妇也改嫁了，小儿子两口子都死了，留下一个小孙女跟着我，女儿、女婿也因患艾滋病去世了，家里只剩个二儿子。有一年，家里不到100天内连死三个后人，我这个白发人连着办了五个后人的丧事，当时真的就像天塌下来了，我都快急糊涂了，眼睛也快急瞎了，我怄得倒床起不来了，湾里人都来安慰我，劝我说：‘老人家，莫要呕了，再难，还有我们乡邻们帮忖着你呢？人世间哪有趟不过的火焰山呢？’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不能倒，我只要一倒，唯一剩下的一个儿子和小孙女怎么办？哪个来给他们做饭洗衣裳？我挺过来了。现在，我家种了一亩多田，儿子还开手扶拖拉机赚点运输费，我也在家里编织凉席枕头，每年可以赚几百元的加工费。”
老人还对我说：“湾里人对我们好，只要看见我们干不动的活都来帮忙，湾里队上，大家都对我们很关心，我感觉不到歧视，小孙女由一个企业每月帮扶300元，儿子的药费国家也全包了，去年说我们房子是危房，要我们盖新房，村里帮了点钱，政府又资助了2200元，我的家到今天，完全是托湾里人和政府的福啊！”
望着老奶奶历经沧桑的慈祥面容，我感动得掉泪了。
在老人的屋前，我拍下了一张她和幸存的儿子在一起的珍贵照片。
我探访的第四个艾滋病妇女是福萍。
福萍今年36岁，人长得丰满、端庄、秀丽而又不乏泼辣，是一位青春犹在的少妇。福萍夫妇俩是全国第一对登台演出的艾滋病夫妻，她和丈夫参加了2005年11 月由国务院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河南郑州主办的“全国艾滋病防治经验交流会”，并在当天的晚会表演了小品，她和丈夫演出的小品叫《真情红丝带》，剧情是通过小饭店老板娘与男性艾滋病人、医生之间的误会、矛盾、释疑，用小品的形式推广“防艾”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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