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萍说：“刚结婚的时候家里穷，分家时只分了一间土屋，夫妇俩一心想挣点钱把房子弄的好一点，那时候还没时兴打工，丈夫也没什么手艺，看到玩得好的几个哥们都出去卖血，卖一针四五十块钱，出去一趟就能带回几百块钱，丈夫就跟着出去卖血。那个时候我长得蛮胖，体重当时有130多斤，湾里有人说你这么胖要减肥，也去抽点血卖吧，那时要过年没有钱，于是我就和嫂子、姑子、姐姐、姐夫哥约着一起去了河南，我们在河南呆了十几天，因为去一趟路费都要四、五十块钱，我们想尽量多卖几针，卖血的钱好拿回来过年。当时姐夫哥抽血时只抽了半袋，就抽不出血来了，他把胳膊拼命挤，也还是抽不出来，他感觉也受不了，就没抽了，把抽出来的半袋又输回去了，结果就感染上了，姐姐、姑子和嫂子当时也被感染了。”
“接着丈夫也发病了，开始是经常感冒，天天温烧不退，人一下子瘦的不到90斤，他什么活也不想做，天天只想睡觉，连饭也不想吃，因为嫂子发病，那时候我们已知道有艾滋病，开始怀疑，他爸爸就说娃子呀，你这样天天睡觉不行啊，一定要起来走走，丈夫就买了钓鱼杆，去钓鱼，不戴帽子光着头在三伏天恶晒，肚子不饿就不回来，一直在那里钓鱼，一天能钓好几斤鱼，晒得汗直滚，完全像个非洲黑人，就这样晒了一段日子，又在屋里养了几天，人就慢慢好了。”
“后来我与嫂子一起去南方打工，我在打工的城市收废旧塑料制品，没过多久我也病了，因为那里天气特别热，我就在地上铺个凉席就那样睡了，后来就直咳嗽，在那里药费太贵，挂一吊针要四、五十块钱，我就回来了。回来后正好碰上艾滋病普查，医生来我屋里告诉我，说我丈夫是艾滋病，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人就软了，医生劝说我带着孩子也去做个检查，当时儿子正在上小学六年级，我动员儿子也去查，儿子很悲观，说没个么查头，总不是同归于尽，后来儿子还是跟我一起去查了，等检查结果的那几天，我天天担心，后来医生告诉我大辈子哥说就只我染上了，儿子没问题。得知儿子没染上，我心里轻松些，但还是哪里都不想去，就在屋里等死。当时湾里人对艾滋病很恐慌，连艾滋病人坐的凳子恨不得劈了烧掉，有个妇女是艾滋病人，到人家的家里打麻将，后来她走后，主人把麻将洗了几遍，最后想了想还是扔了。我心里很苦，只呆在自己家里，哪里也不想去，也没人欢迎我们去，只是偶尔去一下父母家里。”
我问福萍：“当初你是怎么决定去演防艾小品的？”
福萍对我说：“2005年12月上旬，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验交流会在郑州召开，会议要筹备一台文艺演出，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夏医生上门来动员我参加排练，说我有表演天赋，我开始还不是思想斗争很激烈，这不是向社会公开亮相自己是艾滋病人吗？夏医生劝我好多次，后来我想：我的房子刚进行了整修，政府补助了2000多元钱，孩子上学不要钱，防艾吃药不要钱，政府每年还补助上千元生活费，左邻右舍也很关照我们，上台演出，也是为了给防艾出把力，回报社会。所以，我不光自己去，还动员丈夫和我一起上台。在当晚的演出阵容中，艾滋病人上台表演的就我和丈夫两人，主持人向观众报告了小品中有艾滋病感染者上台演出后，观众掌声雷动，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就获得了成功，后来还在湖北省的防治艾滋病晚会上进行了演出，节目不仅受到观众好评，还上了湖北电视台。”
“没想到，我们演的小品在湖北电视台播出后，全湾的人就像炸麦苞子似的议论开了，所有的人都晓得了我们两口子是艾滋病人，也有的人说我不知道丑，得了艾滋病病还敢上电视，把村里人的脸都丢尽了。我当时听了还有些生气，后来也想开了，我不吃别人的不喝别人的，自己挣钱自己花，也不沾惹别人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活的开心就好。”
“自从演了那几次节目之后，现在谁说我都不怕了。我们有病，国家给免费的药，自己不掏一分钱，那我们也要为社会做点贡献呀，所以，为了给自己一点呼吁，也为了给其他病人一点呼吁，现在只要哪个地方要我去演出，我非常乐意去。我哪怕有病也要活出点价值来，也不能活得窝囊。有的人就等死，活一天就是两个半天，我总是劝他们，要坚强地活下去，等待世界上发明出药的那一天，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该吃饭就吃饭，该做活就做活，心态好了，对身体反倒好些。”
“我现在拿药也不怕别人看见了，不躲躲藏藏的，都是光明正大的去拿。现在村里人对艾滋病的看法改变了，我经常去串门，打麻将，有时邻居还留我在他们屋里吃饭，我们的生活已经没有过去那个阴影了，我要坚强地活下去，做一个快乐的艾滋病人。”
艾滋病妇女的情感世界
为了解艾滋病妇女的情感生活，我走访了一个特殊家庭：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家庭的女主人叫韶琳，艾滋病的三种传染途径都让这个家庭遭遇上了：先是丈夫卖血染上艾滋病，后通过性传播途径传染给妻子，妻子又通过母婴传播途径生下一个艾滋病小患儿；这个家庭又是一个再婚家庭，丈夫去世后，妻子又和另一名男艾滋病人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
那天，正是麦收的大忙季节，火辣辣的太阳灸烤着金灿灿的麦田，人们都挥汗如雨地在麦地里收割着。山道弯弯，我们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颠簸了许久，快到中午时分才来到韶琳的家。
这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独屋，四周都是山，二间破旧小土屋遮掩在半山腰的绿荫中，进得家门，只见屋内一贫如洗，全部家当就是几件最简单的家什和几张简陋的床。女主人不在，只有她的女儿和小儿子在家。
女孩告诉我们：“妈到老叔（继父）那边割麦子去了。”
女孩说：“我今年15岁，正在上初二，成绩属中上等。全家连老叔一起四人中就我一个人没艾滋病，所以，妈的思想压力很大，妈平时不说，说起来就要我好好学习，现在一家企业每月给我300元。”
在我和女孩聊天时，她的弟弟就靠在门框上，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一直听我们谈话。
这时，我才仔细打量起眼前的这个身穿红上衣、很瘦小的小男孩，小男孩天真活泼，很大方，甚至有些顽皮。
陪同我们来村的夏医生告诉我，这个小男孩今年9岁，是目前均川镇唯一存活的一个艾滋病患儿，去年才开始投药治疗，现在国家每月给男孩240元的生活费。
我把小男孩拉到身边来，问他：“在上学吗？”
小男孩说：“在读五年级。”
我问：“你成绩好不好？”
小男孩说：“成绩很好。”
我问：“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病？”
小男孩说：“知道。”
我问他：“你在服药吗？”
小男孩说：“在喝药，每个星期都跟妈妈去看医生、拿药。”
我问：“你漏过喝药时间吗？”
小男孩摇摇头：“一次也没漏。”
我问：“我知道，喝药必须按规定时间，前后不能错过10分钟，你也没有手表，那你是怎么掌握时间的？
小男孩说：“我在学校住读，每天早上七点上早操的钟响后我先喝药再去上操，晚上七点晚自习钟响我就喝药。”
我问：“你怕不怕艾滋病？”
小男孩说：“我不怕！”
我问：“你班上多少同学？”
小男孩说：“有30多名同学。”
我问：“你坐第几排？”
小男孩说：“我上学期坐最后一排，这学期坐第一排，没有人和我同桌。”
我问：“下课后同学愿意和你玩耍吗？”
小男孩说：“有的和我玩，有的不和我玩。”
我拉着小男孩和他姐姐走出门外。在小土屋门前，我为他们姐弟俩拍摄了几张珍贵的照片。
望着眼前这个“少年不知愁滋味”、满脸露着天真无邪笑容的小男孩，我的眼睛潮湿了，心里头很沉重，扭头看，我的助手鲁平眼泪也直在眼眶里打转。于是，我们赶紧挥手告别小男孩和他姐姐，去找寻他们的妈妈和老叔。
麦收季节，田野里到处是忙着收割的人群，我们走了许久，终于在一块麦地里，找到了韶琳两口子。
韶林虽然皮肤黝黑，个头很小，但我觉得她很美，特别是一双眼睛就像会说话似的。初次见面，我总觉得眼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曾见过她。
见到夏医生和我们，韶琳很热情，当她获悉我的来意后，便与丈夫交代了几句，让男人留在麦地里等待收割机来收割，然后把我们带到离地头不远的一户农家，在这里，韶琳接受了我的访谈：
韶琳说：她今年39岁，前夫与她同岁，她嫁过来的时候夫家很困难，看到别人卖血，觉得好玩，丈夫瞒着她也偷偷地着跟着出去卖血，后来染上了病。为给丈夫治病，他们借款贷款1万多元，最后还是人财两空，五年前就患艾滋病去世了。最不幸的是，丈夫把艾滋病传染给了她，而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生下一个艾滋病儿子，小儿子已经9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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