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最惨的红色女特工:50年代被捕平反后自杀(图)

　　关露的紧张不是毫无道理，虽然1949年后她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积极体验生活、参与创作，但是可怕的事实还是到来了：1955年5月的一天，关露被几名公安民警铐上手铐，从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带走。直到两年后被释放，关露才知道自己是因潘汉年案被逮捕审查。这两年的监狱生活关露从不对外人提及，只是偶尔在通信中曾对妹妹胡绣枫谈起点滴。从这有限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出，身陷囹圄的关露面临的考验绝不亚于当年的谍报工作。

　　在一次次被迫交待个人“罪行”的过程中，关露也面临着内心的分裂：这个活得认真、清白、真诚的女人只好工工整整、详详细细书写自己的生命经历，从童年到青春，再到沦陷区特殊工作，她不知道自己何罪之有。压力之下精神失常却被监狱大夫诬为“装疯卖傻”；肉体的折磨更是家常便饭：监管人员的打骂、牢房里阴湿的环境，周身的关节疼痛……

　　对于这一代拥有相似命运的知识分子来说，炼狱生活有时会摧毁一个人，有时也会锻造一个人的意志。而关露在这个过程中倒是逐渐显示出了坚定与勇气，先是挺过了五十年代两年的牢狱生活，十年之后，又挺过了接续下来秦城监狱八年的囚禁生涯，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实属不易。

　　关露抵抗内心崩塌的方式就是为自己找寻一个生活的支撑点。第一次监狱生活中，在委屈、抱怨之后关露开始利用空余时间构思小说《刘丽珊》，主人公即是当年的救命恩人刘道衡的女儿。刘丽珊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在对日战争中悲壮殒命，年仅22岁。或许是这个自小熟知的女孩的精神感召着自己，关露走过了艰难的两年；第二次入狱的关露较之于第一次心态稍稍平静了些，但出狱的无望和由此而来的绝望仍是她个人要克服的最大心灵问题。在日复一日的打骂与提审中，关露再次找到了一个缓解困境的方式：一次出去放风的时候，她在院子偷偷捡起了一根铁钉并将它带回牢房，下定决心将铁钉打磨成针。关露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磨一千下，当铁针磨成的时候，也许正是自己出狱的时候。

　　靠着这样的信念去支撑，女特工关露终于等到了自由的那一天。据说出狱后关露曾将这枚铁针给妹妹及少数的几个朋友看过，大家无不感慨万千。此时此刻，一个平凡、脆弱的女人因为这些细节而迸发出生命的光华。

　　但是，这个女人，在经受了间谍任务的考验，又经受并支撑过了十年严酷的囚禁生活之后，在平反的那一刻，却选择了离开。并且，这个在朋友看来不适合谍报工作的女人于生命的最后，却用谍工人员的冷静与不动声色安排了自己的结局：

　　1982年12月5日，星期天。陪伴并帮她撰写回忆录的朋友陈慧芝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而在前一天，关露的回忆录也终于完工，她告诉陈说周日有老同学来看她，开车，并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让负责做饭的小金也放一天假。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一下，关露坚持说不用，已经约定好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傍晚小金回来的时候，发现门锁着，她以为关露外出了，就在门口等。一直不见关露影子，小金就从窗户爬进去，看到关露就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李稻川闻讯迅速赶来，发现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旁边桌上有两个空了的安眠药瓶子。

　　根本没有老同学，没有约会，没有好吃的鸭子。关露只想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李康将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枕边的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洋娃娃是先前大家买了送给关露的，因为她很喜欢娃娃。保姆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总是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

　　这个女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以一个俗常而天真的画面定格。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家庭，只有一个没有体温的布娃娃。尽管不能与她说话，缺乏生命的鲜活气息，但它与隐晦、复杂、心机、权衡、凶险、危机无关，它是纯真、可爱、明朗的象征，它微弱的光芒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关露内心深处的阴霾与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