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刘道衡外，法科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是爱国人士和革命家，关露与刘道衡的妹妹刘文渊一起住在亭子间时，来往的朋友中也不乏倾向革命的年轻人。自传小说《新旧时代》中关露曾提到一位叫作“宋景”的女孩，叙述者“我”起初无法理解这个说话柔和、姿态优美的南方女孩竟然喜欢看革命书籍，于是困惑地问道： “你为什么对这些流血和战争的书发生兴趣，你不觉得危险和可怕么？”那女孩回答：“我不喜欢流血和战争，但我以为书上面的理论很有道理。”她认为唯有这样的办法可以解决社会与人生的问题。
这些思想理念的浸染与渗透使得关露开始萌生革命诉求。1928年关露由法科大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先入哲学系，后转入文学系，开始迷恋新诗并尝试写作。但她第一篇见诸报刊的文字不是诗歌，而是小说《余君》，发表在张天翼、欧阳山、韩起等人创办的周刊《幼稚》上，刊物的一些成员是关露同学，后来南下上海，成为左联的重要成员。1931年夏，关露因为中学毕业文凭问题而被迫离开中央大学，前往上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虽然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和妹夫李剑华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这个家其实已经成为上海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国家的危难加上朋友、亲人的影响，关露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工人、兵士、农民这些底层小人物的身上，面对这块贫困、悲哀、沧桑的土地及土地上生存的民众，她用朴素而真诚的文字书写着大灾难下一个小人物的悲切与疼痛：
故乡，忆起你，掀起我祖国的惆怅！……在我的梦中，我也看见你在挣扎在哀伤：你待救的呼声，已经把四万万同胞震响。故乡，我曾在你怀中成长，我爱你，好像爱我的父母、兄弟，忠实的朋友；我愿意以我的热血和体温，作你战斗的刀枪。我不能在这破碎的河山里，重听那“后庭花”隔江歌唱！更不许换一个统制你的异种的新王！……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带着这样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年轻的关露努力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写诗，编刊物（《新诗歌》），接触并了解工厂女工，教她们读书、识字、编板报，主动请求并承担一些基层组织的宣讲工作和宣传任务，积极参与上海妇女反帝大同盟的筹备与宣传事务。
正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关露确立着自己的人生意义与自我价值，她并不具备敏锐的眼光和宏大的能量，但在所有需要自己的环节中认真、尽心，使得个体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在社会事务之外，关露的个人生活也体现着一个平凡小女人经营的认真。
关于关露的回忆性文字中，一些曾经去过她住处的人曾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房间不大，但“素净明洁”，摆放着一些小玩艺，充满了生活情调，那张单人小床整洁得让人不忍落座，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浓厚的生活情趣、注重生活格调和品质的女作家形象。同时印证这一点的一个有趣细节是关露的整容事件。
就外貌而言，关露给人的印象是平凡而不乏清秀。在年幼的周海婴的记忆中，“关露大约二十五岁上下，高挑的身材，烫发，面貌一般，谈吐和蔼可亲，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士女的外貌。”胡风的妻子梅志这样描述三十年代初刚刚认识的关露：“当时她的容貌和穿着都很平常，眼睛有点不对称，鼻子也不是理想的高鼻梁，经常穿一身蓝布旗袍，看去像个女教师或职员，不像女工。……朋友们都觉得她肯用功，有创作热情。但并不认为她是漂亮小姐，而是感到她在文雅中有学者风度。”关露自己也曾提到虽相貌平常但“爱修饰”，最好是用简单而不费时间的方法“把自己修饰得好看”。并且特别指出对自己扁平的鼻梁有些不满意。
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爱美之心”，关露曾做过一次整容手术：用现在美容业通用的说法应该是“隆鼻手术”，时间大约在1935年，据梅志回忆，当时曾在报纸广告栏看到美容广告，用四个人手术后的照片证明美容院的水平与效果，其中之一即是关露。所以传说中关露改变形貌是为了打入汪伪特务机构的说法并不成立（四年之后，潘汉年才有了让关露接近李士群的计划）。但显然手术并不成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鼻子有些变形，两翼发红，可能还有周期性的不适这一切给她本人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心理与身体的不便。
不知是否出于容貌修正后的自信，关露接下了左翼剧联排演的话剧《赛金花》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色，与主演王莹一起在上海、南京演出数场，当年中央大学同学常任侠记述了重回南京的关露的变化：旧地重来，伊人已经修鼻易名，“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前所未见。……与在大学同席时判若两人”。
在我看来，如上事件倒是让传说中的“红色特工”关露变得生动起来：对工作负责，对生活认真，爱美，有时不免迎合世俗，追求爱情，但似乎对自己的爱恋对象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和了解，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也都快速地成为过去……如果关露的生命之歌一直以这样的节奏和旋律继续下去，那么她的歌声未必响亮但必然平稳、舒缓，包含可以想象的俗常的烦恼或幸福、寒冷或温暖。
《新旧时代》的后记中，关露明确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自传小说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一向都梦想与追求着自由跟解放的女性，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希望。”一个女性“从旧的封建生活走向新生活”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像那个时代出生的许多女孩子一样，关露从懵懂到觉醒，从茫然被动到目标清晰的成长历程带有一定的典型性延续这样的青春轨迹，关露的生命应该是平凡、日常的。但是很快，一个特殊的命令却终止了关露原本的生活节拍，使她接下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走进魔窟：非凡使命与双面人生
1939年深秋的一天，借住王炳南家的关露接到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转来的一封密电：“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落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小廖”即时在香港九龙的廖承志。虽然并不清楚任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关露还是接受命令很快到达香港。几经辗转，关露在香港见到了廖承志，与廖一起出现的还有原中共“特科”负责人（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直到这时，关露才明白所谓“任务”即打入日伪特工组织“76号魔窟”，接近魔窟头目李士群，从中获取情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策反李士群。
潘汉年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关露与李士群之前的关系渊源，确切地说，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李士群由来已久的接触。1933年，胡绣枫丈夫李剑华因主办抗日进步刊物被当局逮捕，胡绣枫在营救过程中偶然认识李士群并请他帮忙；一年以后，李士群被中统调查，被捕入狱，胡绣枫收留了正怀有身孕、处境艰难的李士群妻子叶吉卿。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怀感恩并寻求回报，连带对姐姐关露也比较关照。由于此时胡绣枫在湖北另有任务，打入魔窟的任务就落在了关露身上。
这个任务对关露而言至少有两大难度：一是李士群与关露姐妹相识已久，虽不十分确定，但对姐妹两人的真实身份与思想倾向有个大致的了解，而且关露那时已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诗人，公开出版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中的倾向与立场一目了然，以李士群的精明与警觉，稍加分析便能对关露的身份有所知晓，在这样的前提下，关露能否进入李士群的生活、能否从李士群那里获得有用的信息，能否保证自己的安全都是一个未知数；第二，从朋友和关露自己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出她的性情与任务中所要求的“特工”素质有着较大的偏差，这无疑更增加了整个工作的危险系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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