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新旧时代》的第二部自传小说《黎明》中，关露的自我定义是性情率直、喜怒常形于色：“想到了就说，高兴了就笑”，“她从来不想见着了什么人便说什么话，或者看见哪一种人便要采取哪一种语言和态度，采取哪一种说话的方式这一类的事情。”胆子不大，内心也并非定力十足：幼年时庭院里异样的争吵也会让她 “非常恐惧”，全身战抖（《一个牛郎的故事》），独自一人行走在深夜的静寂中，孤独与畏怯甚至压迫得她眼泪都要出来了（《秋夜》）。同在左联共事的许幸之也认为将这种潜伏任务交给关露是“欠妥”的，因为“她为人太忠诚朴质，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警惕性”，而且“生活作风一向很严谨又很脆弱，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
这样一个女人，显然没有《风声》中顾晓梦那样戏剧化的镇定冷静、义无反顾的决绝，那么她又用什么力量才可以克服内心的恐惧与软弱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关露曾在好友面前哭泣、申述自己的委屈，并不只一次请求组织允许她“回娘家”。好在李士群在摇摆与利益权衡中不想绝了自己后路，在基本知晓关露的身份后并未对她产生威胁，关露也在李士群那里了解到了他的心态与特工部动态，并成功地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的会面。
与潘汉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情报计划和除奸行动相比，关露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平静、悠闲，若有似无。但对关露这样一个平凡女人来说，这段人生的插曲却具备了她难以驾驭的惊心动魄。
这次任务之后，关露虽有迫切的“回家”愿望，但鉴于她的前期工作与舆论铺垫，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继续将关露留在上海，打入日伪杂志《女声》作编辑，伺机寻找日共地下党，获取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女声》主编是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以她一贯的女性主义立场，《女声》试图给战争阴影中苦闷的妇女们一个发声的渠道，但无奈这份杂志的资金支持来自于日本军方，它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关露奉命进入《女声》之后，很快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她集编辑、撰稿于一身，写下了大量的随笔与时评，并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据当年上海地下党成员丁景唐回忆，他们曾有意识试探并利用《女声》发表文章，在上海进行 “散兵作战”。
编辑与写作本身对关露而言并不痛苦，痛苦的是她必须扮演一个为日本杂志卖命的“汉奸文人”，并因此遭遇了来自于同胞的唾弃与不屑，尤其是当她的工作有时不得不与日本文化宣传发生直接关联的时候。“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召开是关露经受的一次最严峻考验。
从1942年开始，连续三年，日本以文化交流的名义举办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一届会议地点在南京，作为主编的佐藤俊子参加了会议；第二届会议《女声》便委派关露作为代表赶赴东京参加会议。关露深知此行对自己的影响：新闻照片一经媒体披露，她“汉奸文人”的骂名便更难洗刷了。她犹疑、矛盾过，也回避、退缩过，但当党组织暗示她可以藉此日本之行联系日共地下党时，关露再次克服了自己的痛苦与恐惧，踏上了去东京的轮船。
在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丧失个人民族立场的情况下，一个女人，一个本不善于复杂应对和临场调整的女人就变得异常痛苦：大会第二天，关露作为指定发言人的题目是关于“大东亚共荣”，关露心里很清楚，绝不能照这个题目讲，但又不能强硬抵抗。痛苦与挣扎之中，又没有组织可以请示，关露决定“绕”开去，她向领队说： “我是搞文学的，是妇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不会演讲。如果一定要我讲话，我想谈点妇女方面的问题。”最后以《中日妇女文化之交流》为题作了演讲这也许是她有话可说、有话能说且又不失民族道义的唯一选择。
初到日本，距离大会的开幕还有几天，关露一行先去了博多、唐津等地考察观光，最后到达东京。去往东京的火车上，关露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严重不适：头痛、发烧、倦怠这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身体疾病，但更可能是因精神的紧张而导致的心理疾病在一步步走向东京走向会议的时候，关露的压力也在一步步生长。面对新闻记者的热情与关注，刚到东京的关露就发出无奈而沉重的叹息：“我的身体非常疲劳，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然而我的情绪是异常悲哀的！”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在一定层面上帮助了关露：以病为由，她可以推掉一些活动，以病为由，她可以沉默或者“呓语”，但同时，这场疾病也给关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头痛欲裂，神经衰弱，有时近乎失常，开始出现幻觉，以至于后来回上海后她把这几天总结为“神经病态的日子”。
关露后来的精神失常此时已经出现了征兆。总之，在长达七年的时光中，负有“特殊使命”的女特工关露必须活在一种双面、分裂的角色中，这对一个内向、文静、怯弱的平凡女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以至于后来一直心有余悸。1949年以后，当一些好奇的年轻朋友试图追问她当年的非凡经历时，她都借故转移话题，极少谈论，只是偶尔透露的一些细节仍能让我们感觉到那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惊险与诡谲。
走向暮年：“云沉日落燕声哀”
1945年日军投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在上海下达“肃奸令”，大规模抓捕日本汉奸，女特工关露也名列其中。上海地下党紧急组织营救行动，辗转将关露转移到了苏皖解放区。至此，关露的间谍生涯宣告结束，在终于回归自我、回到真实的生活之后，关露的文字中流露出很久没有的轻松与愉悦：“秋光冉冉步迟迟，小镇安营遇旧知。纸共一张诗共韵，挑灯朗诵爱民诗。”卸下重负的关露必然对未来充满期待，明朗的生活、自由的身心，还有终于可以团聚的恋人……这一切似乎就在眼前。但事实再一次将一个女人平凡的幸福期待化成了泡影。
关露遇到的第一重打击就是恋人王炳南的沉默与拒绝。三十年代末期，关露因没有固定住处曾暂住上海王炳南家，两人相识并渐生爱情。后因工作需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先到武汉，后转至重庆，两人便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仅依靠书信维持着彼此之间的感情。当听说关露终于回归解放区时，已是周恩来得力助手的王炳南高兴地提出了探望关露的想法。周恩来权衡利弊，否决了王炳南的请求。周虽然清楚关露的身份和曾经从事的特殊工作，但国民党舆论仍将关露认定为一个“文化汉奸”，解放区的许多不知情人士也对关露多有怀疑，从事外交工作的王炳南此时此刻显然不适合与这样一个女人继续发展关系，王炳南只有服从大局，终止了迈向关露的脚步。
这样的事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但另一重让关露无法接受的打击是自己人对她的怀疑、误解与审查。楼适夷曾回忆抗日战争结束，他途经淮阴解放区遇到关露时的情景：“她身体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华书店被沪来青年发现，大呼‘捉女汉奸’，惊惶失措，经公安警保护回来，神经失常。”整风运动中关露也是隔离审查的对象，不止一次被命令“交待问题”，刚刚放松下来的身心再次紧张焦虑起来，且超过了关露的负荷，从目前所能查找到的资料来看，在至少七八年的时间里，关露的精神状态都处在一种轻微的分裂状态，时好时坏。稍有风吹草动，她便多疑、谨慎，“脑子里的弦便绷得过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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