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潜伏哨位,战士们都是利用早晚天黑的时候悄悄摸上阵地换岗,在阵地上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靠压缩饼干充饥,解手只能稍稍侧过身子,让尿水顺着石头缝流走。
用望远镜从山丫口可以远远地望到越南境内。
天晴时,会看见越南兵男男女女就着太阳在一口很大的水塘里洗澡。连里的翻译是76年被越南驱赶回来的华侨,在越南当了4年兵。听他讲,越南的连队都配有女子洗衣班,那些女兵白天负责洗衣搞卫生,晚上就陪当官的睡觉。由于长期处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越南官方对军人在性行为上的越轨行为处置非常轻,如果是自愿的就没人管,如果是强奸则通常只是罚到前沿站一班岗。
熟悉了环境,构筑好工事,部队马上投入了紧张的训练。
体能训练和山地丛林战的进攻和防御依然是训练的重点。每天,我们全副武装在石山上奔跑,在丛林中滚爬,训练的残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已经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在真枪实弹中滚打,事故是免不了的,受伤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四连在一次实弹射击时,最后一组炊事班射击结束后,带队的排长急着领人去扛靶忘了验枪,结果回到驻地,枪走火打死了一个正在吃晚饭的战士,那个战士含着一口饭就这么去了,真是最后的晚餐!有一天,我们连进行战术演练,结束时天已经快黑了。集合时发现九班的广东籍战士小练不见了,连长果断地命令每三人为一组进行寻找。好在那里的山不高,我们训练的区域也不大,不一会儿就有人听到一蓬茅草丛后发出轻微的呼救声。顺着声音,发现茅草丛后有一个垂直向下的溶洞,呼救声从洞里传来。通讯员急速跑下山拿来麻绳和手电,大家齐心协力把小练救了上来,他枪也摔没了腿也摔断了。听下去救他的三排长说,小练算是命大,这个洞深不可测,他刚好被一块斜斜伸出来的石头卡在了十米深的地方。
前线的伙食很好,地方政府有专门的生活车为我们送食物和用品,每天都有新鲜的鱼肉和蔬菜。在这里钱已经失去了作用,一切都是无偿供应平均分配,来一麻袋苹果,一人半个,从连长到士兵都是一人半个,没有人搞特殊。烟是最宝贵的东西,象黄金一样的硬通货,可以交换任何东西。即使不抽烟的人也视如珍宝。烟大多是两角八分一包的“红棉”烟,偶尔会来一些“大前门”、“上海”之类的好烟,也是一五一十地分到每个人,好多原本不会抽烟的兵,那时学会了抽烟。
界碑的对面驻扎着越军步兵第三师十二团。这个团据说是越南鼎鼎大名的“英雄团”,他们天花乱坠地自吹为“善攻能守”,“擅长近战夜战”。就是这个“英雄团”,在我友谊关前耍刀弄枪,耀武扬威,炮击我村庄,枪杀我边民,侵占我领土,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打到友谊关吃早饭”,“打到南宁去过春节”。
(三)
我们的到来令他们紧张,他们知道中共“王牌师”和“红一团”就在他们的对面,“独眼龙”师长正拿着望远镜看着他们呢!
我们的师长是位受人尊敬的老军人。传说在抗日战争的一次战斗中,他一把刺刀面对三个日本鬼子,在搏斗中鬼子的刺刀把他的左眼球挑了出来,他一把扯了摔在脚下,奋勇扑上去,捅倒了那三个惊呆了的日本鬼子。抗美援越时期,是我国援越军事顾问团成员,负责帮助越南谅山一带的布防。海南建省后,调任海南省军区副司令。
有一天,师长拄着一根木棍上了我们班的阵地,和大家亲切地交谈了一会儿,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敌人来进攻爬到半山,你们怎么扔爆破筒?”不等我们回答他就告诉我们:“这么陡的山,爆破筒应该横着往下撂,如果直着扔,哧溜一下就会滑到山脚,炸不着爬到半山腰的敌人。”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怎么没想到?大家都不由得暗暗佩服师长:“老兵就是老兵,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自从我军进驻边境线后,每到一个中国的节日,越南人就有一次骚动,他们自作聪明地认定我们会在某一个节假日对他们发起进攻。一到节日他们就紧张,对面的山上加了岗,水塘里见不到越南士兵洗澡,小路上也很难看见他们走动,偶尔有人也是枪不离肩急匆匆地赶路。
78年10月1日我们没有打,79年1月1日又没有打,1月28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还是没有打,到了2月11日“元宵节”,越南人以为我们肯定会发起进攻,因为再下去就是雨季了,整晚的可以看见他们阵地上晃来晃去的手电光和听见当官的呵斥声。可我们仍然按兵不动。
敌我双方在对峙中等待,敌人在焦虑和不安中等待,我们在自信和安静中等待。战士们知道这一天快来了……
2月16日,我们终于等来了命令。
不用准备,我们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指导员简短的战前动员后,按上级指定的时间,我们悄悄运动到了进攻出发阵地。
晚上10点,连队按照事先的想定,各班排继续隐蔽接敌。我带着班里的战士摸到了距敌不到100米的地方,越军的声音和烟火就在我们头上。茅草把手割破了,石头块硌得肋骨生痛,我们憋住呼吸等待着那最后的一刻。
17日凌晨,我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