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身后60年:英雄纪念广场设立背后(图)

　　这和他在民政部门得到的表态相似，领导说，如果是自己去拿回来，那组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戴筱萍、王道乾和几个后代家属曾在上海碰过一次面，讨论组织上不肯出面寻找怎么办，最后也没说出个结果，有人说，要么就在福建沿海遥祭一下，王道乾不同意。

　　直到如今，她和哥哥还没有找到父亲，而她已经满了八十岁。戴筱萍不愿再拖了，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他想去台湾，将父亲的遗骸迎回家乡。

　　永远不能理解他们

　　在这场悄然的寻人潮中，台湾的力量也在持续加入。2013年一年，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协助了八起大陆亲属来台寻找亲人遗骸，多年来，他们已成了大陆亲属来台寻找的重要窗口。

　　互助会成立于1987年，会员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互称“老同学”，以示有着相同的遭际和信仰。

　　自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区发现之后，每一年，互助会都会为死难者举办春祭和秋祭。

　　在互助会会长吴荣元看来，台湾的“白色恐怖”是国际冷战情势和国共内战共同作用的产物，葬身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同样是政治的受难者，让他们的遗骨返回故乡，既是人情义理，也是历史和解的重要一环。

　　在台湾，一位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曾遇见过这样一些“共谍”。1950年代，当他们来到台湾，上线已经被国民党逮捕，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他们暗自警惕、无所事事，结婚、生子，慢慢老去。而更多的幸存者，却没有这么幸运，生活在背叛、懊悔的阴影中，无法自拔。而接受过反共教育的后代，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我曾遇见过一个老人，四个孩子都不愿叫他父亲”。

　　近年来，台湾官方开始面对当年这段历史。2003年“国防部”开放档案，随后在政治受难者以及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简称真促会)的推动下，台湾当局陆续解密了“白色恐怖”时期的档案文件，向家属归还了受难者的遗物。

　　台湾作家蓝博洲曾创作了描写台湾地下党人的报告文学《愰马车之歌》，讲述了台湾地下党人钟浩东、蒋蕴瑜的一生。他们是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主要编印者，曾与“共谍们”并肩作战，追求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终，钟浩东被处死，蒋蕴瑜出狱后，曾经的蒋四姑娘，只能靠在风化区摆摊卖面为生。

　　对蓝博洲而言，长期反共教育下的台湾社会，这些地下党员在历史评价中是缺席的，仿彿两岸的孤魂，“但他们是一批理想主义者，那个年代的台湾知识精英都进去了，”蓝博洲说，“他们是当代人的镜子。”

　　马场町位于台北市最南边的万华区内，曾经是1950年代处决政治犯的刑场。在“白色恐怖”时期，每天清晨4时30分，执刑的士兵扣动扳机，行刑后，士兵用沙土覆盖地上的血迹，久而久之，堆沙成丘，如今已成为一方长满青草的大丘。无论是吴石、朱枫，还是戴龙、王灜成，皆于此受刑。

　　2000年，台北市政府在马场町的入口竖立纪念碑文，其中写道，“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期间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安息吧

　　2012年6月，黄新华从台湾档案馆领回了父亲黄贤忠的遗书。

　　对于父亲，她其实没有任何印象。

　　母亲在监狱里生下她，五岁之前，黄新华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待她的母亲出狱后，两个人便相依为命。

　　小的时候，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会带着她到位于台北忠孝西路上的善导寺，母亲从寺里取出一副牌位，让她一起祭拜，当时，她不清楚牌位上头写的黄贤忠到底是谁。

　　直到她上国中的时候，母亲告诉她，那才是她的亲生父亲，因为反对国民党被处死。

　　“当时把我吓到了，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在一个闻“匪谍”色变的时代，突然有了一个当“匪谍”的父亲，让她无所适从。她问母亲，可母亲只是重复着告诉她，父亲黄贤忠，是一个很有学问、很好的人。

　　“后来我想，他肯定是冤枉的。”想通了这一点，少年时的她才觉得释然。

　　而同时，在海峡的另一侧，黄新华同父异母的哥哥，却一直无法释然。

　　1947年黄贤忠离开广东陆丰老家时，黄伟民才一岁，母亲早亡，他一直由族内的亲戚养大。他听长辈说自己的父亲去了台湾，却没想到这会带给他一辈子的厄运。

　　1960年代，黄伟民是公社里的会计，有着干部身份，生活顺遂。直到组织审查时，发现他的父亲在台湾，有着“台湾关系”，他被公社辞退，之后十余年，他只能成为乡野间的民办教师。

　　后来，村子里有从香港回来的人，带来了黄贤忠早已牺牲的消息，黄伟民开始写申诉信，证明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牺牲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

　　他一口气写了十来年，将申诉信寄给公社、县里。但往往人家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你有证据吗?

　　黄伟民找不到证据，他不知道谁是父亲的上线，又是谁派他去的台湾。

　　“我红白不是人。”有一天，从公社理论回来的黄伟民沮丧地告诉自己的儿子，自此再不申诉。

　　2012年，黄伟民的儿子拜托友人前往台北六张犁公墓，希望能找到父亲的墓碑。却恰好碰见了当年替黄贤忠捡骨的人，透过他，联系上了黄新华，这时，距她拿到父亲的遗书刚刚过去一个月。

　　“以数十年有限生命，立亿万年不朽事业，虽败犹荣，虽死无悔。”这是父亲遗书的第一句话。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于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体，以维家室。”这是第二句话。

　　时隔一甲子，黄新华回到了陆丰甲子镇，这时，她的哥哥黄伟民已经是肾癌晚期，他看着从未谋面的妹妹，只说了一句“我这辈子过得苦”。

　　“当年两岸的争斗是一个悲剧”。黄新华说，“我没想到父亲是那么坚贞不屈的一个人。”她开始感到父亲当年所付出勇气的意义，并开始理解他的信仰。“这样的受难不应该再有。”

　　这一年秋天，黄新华在台北参加了互助会一年一度的受难者秋祭，会场上响起了悠扬的安息曲：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