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朱枫死后，朱晓枫得到了一张革命烈士证书。“文革”中，这张证书却不能保护她的母亲，她被怀疑是特务、叛徒。有人说看见朱枫在台北和国民党军官手挽着手走路，投了敌。朱晓枫只能沉默以对。
和其他受难者家属一样，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亲王灜成的下落。19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和妹妹两个人提着西瓜，去拜访军旅作家吕铮。作家曾写了一本讲述中共地下斗争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听说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又曾在广州担任过对台的联络员。
作家果然认识父亲，并讲述了他蒙难的经过。“他还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兄妹俩反复看了四遍，总感觉里面有父亲的身影。
当年的那段历史，随着受难者埋入荒坡四十载，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93年，在台北六张犁，一片乱坟岗被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发现，这里掩埋了两百多个1950年代被处死的政治受难者的遗骸，随之浮出水面的，则是那一批葬身在台的大陆对台“特工”。
同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朱枫、吴石、戴龙、王灜成和黄贤忠皆在其列。
6年后，台湾学者秦风在一家报社的档案柜底，发现了一袋写着“敌伪”字样的照片，打开以后，却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为1950年。
其中，就有朱枫受刑前最后的留影。照片里，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神色平静而淡然。
2000年，这张照片被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杂志上。这一年，朱晓枫73岁，照片上的母亲已经比她小了28岁。
看到照片那一刻，朱晓枫就想，在死前，一定要把母亲找回来。
233号编织袋
南京作家冯亦同在这时加入了寻找朱枫的行列，他想写一本朱枫的传记。通过他，朱晓枫联系上了秦风，委托后者在台湾寻找朱枫遗骸的下落。
“他们寻找物理上的朱枫，我寻找精神上的。”2007年，冯亦同的《朱枫传》在上海付印出版，却在当时遭到麻烦，有关单位带话给冯亦同，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任务，不要宣传失败”。《朱枫传》的出版只好戛然而止。
“可能是时机还未到吧。”冯亦同将情况告诉了朱晓枫，后者说了自己的看法。
转机出现在2010年，这一年是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的第二年，两岸关系持续和缓。
一份由台北辛亥路第二殡仪馆提供的《600骨罐名册》显示了朱枫骨灰罐的可能线索，这些无人认领的骨灰罐，绝大多数都属于来自大陆的死难者。纳骨塔内，两百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打开编号“233”的编织袋，朱枫的骨灰罐已经静静躺满了六十年。
2010年底，一架运送朱枫骨灰罐的飞机从台北直飞北京，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专程在机场接机，随后朱枫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2011年，位于朱枫老家浙江宁波镇海的朱枫纪念园，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朱枫骨灰迁葬老家，倍享哀荣，叶落归根。
寻找朱枫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人没回来呢。”徐志耕是《宁波帮》杂志的主编，在朱枫之前，从不了解这段历史，直到2011年，他受邀参加朱枫骨灰回葬故乡的隆重仪式，萌生了帮助其他死难者的后代将遗骸迎回大陆的打算。
在2011年6月的杂志上，徐志耕刊发了一则《寻亲告示》，表明杂志将协助亲属寻找在1950年代牺牲在台湾的对台特工的遗骸。
而结果并不理想，看到《寻亲告示》后，自觉在网上填写寻亲表格的家属，只有不到五个人。
而原因可能是，由于保密措施，许多的后代家属，连他们的父辈牺牲在台湾都不知道。
这一年，台北第二殡仪馆和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提供给了《宁波帮》杂志881名在台湾受难者的名单。
“当时杂志有三步打算，第一步是公布名单，让家属知道;第二步是帮助他们和台湾方面联系，比如互助会，提供帮助;第三步是成立一个基金，赞助家属将遗骸迎回来安葬。”
而一年之后，徐志耕有些心灰意冷。
《宁波帮》杂志总经理刘建夏将原因总结为“没有单位愿意牵头”。
在刘建夏看来，通知家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公布档案，据他了解，当年派往台湾的地下工作者的档案虽然分散在各个系统，但依然保留着，如果能够解密，通过民政部门，就能迅速地联系到后代亲属。
但他的这个想法，没能得到回应。没能成立基金的原因更加简单，就是没有钱。
“其实我们应该将所有的骨罐一起拿回来，修建烈士陵园。”刘建夏说。
戴筱萍是极少数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幸运儿。2012年，戴龙的墓碑在台北六张犁墓区被找到，墓碑的照片从台湾发到上海。
戴筱萍拿着照片去了某舰队政治部，当年，这是父亲的派出单位，他希望能由组织出面将父亲迎回来，“对方很为难，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不能为你一个人拿回来，开销太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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