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身后60年:英雄纪念广场设立背后(图)

　　王灜成可能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已经乘船南下。

　　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则辗转内陆，先至广州，再到香港，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最后渡海。

　　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台湾。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这一年，先后有1500 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上世纪中叶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广东陆丰人黄贤忠比他的战友们过来得更早。1949年，他已经在桃园县平静生活了两年，在当地一所名叫义民中学的初中当国文老师。他组织了读书会，喜爱谈论家国大事，一位当地的小学女教师慕名而来，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忠厚男人的身份。

　　1950年6月10日，台湾，法庭栏杆前的中共地下党员(由右至左)原国民党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原“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低首写遗嘱者)、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被国民党当局判死刑。 (秦风工作室 供图/图)

　　“大时代的一滴浪花而已”

　　在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朱枫来到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杂货店，与店内的一位郑先生碰头，后者即是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他们约定每周三同一时间见面。

　　后来，朱枫拜会了此行最重要的联络人——“国防部参谋次长”、代号“密使一号”的吴石中将。在台期间，吴石和朱枫前后七次见面，将拍摄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绝密资料的微缩胶卷交给朱枫，后者将其交给中共华东局的一位特别交通员。

　　戴龙则借住在台北的亲戚家，以访友问旧的名义四处联络，收集情报。他和更早来台的王灜成想策反一位电台人员，但最终失败。最后只好通过挂号密码的形式报告情报。

　　1939年前就已入党的国文老师黄贤忠这时也活跃起来，鼓动包括妻子在内的学校教员加入了地下党，宣扬反蒋爱国，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1950年，在大陆的正面战场硝烟渐停，而在台湾，敌我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攻防却日趋白热化。

　　为了检肃“匪谍”，巩固最后一个堡垒，国民党政府在台湾颁布了包括《台湾省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等多项条款，随着蒋介石在1949年底来台，对台湾的控制骤然加强。

　　而当时的台湾地下党，却陷入过度乐观之中。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发出了“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为期不远的”。甚至，台湾省工委在提交中央的《攻台建议书》中表示，考虑到季风的影响，最佳的攻台日期是1950年的4月。在大陆，第一任台湾省委书记这时已经任命，只等着赴台上任。

　　但形势却在此时急转直下。1950年初，台湾省工委号称“四大金刚”的四个领导人先后被捕，三人叛变，导致四百多人以“匪谍”罪被捕，包括吴石，其在台湾潜伏之深、官阶之高震动了国民党当局。

　　台湾省工委几乎被一网打尽。已经离开台湾的朱枫，也在舟山群岛回大陆前夕被捕，中途吞金自杀未遂。1950年6月，她与吴石被判死刑，成为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朱枫原名)间谍案”。

　　这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台湾“白色恐怖”的加剧。此后三十多年间，数以十万计的无辜者被卷入政治案件。光是1950年代前五年，国民党政府就杀害了可能超过三千名本省和外省的“匪谍”、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也让台湾地下工作陷入孤立。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大陆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很多在台地下部门被打散，幸运的得以返回大陆，跑不了的就躲进深山。

　　戴龙和王灜成也被捕了，后者行刑前还随身带着儿子送的《革命人生观》。1951年，黄贤忠被捕入狱，以“叛乱罪”判处死刑，行刑前他为已怀孕的妻子留下遗书——“我只是这大时代中的一滴浪花而已”。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行刑现场。 (网络图片/图)

　　乱坟岗

　　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戴筱萍都想寻找父亲戴龙。他和母亲成了“失踪军人家属”，这个身份的重量曾让他喘不过气来。

　　“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到头来好像还是我们的过错。”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他的父亲到底去了哪儿。他的母亲垂着头，只是哭。

　　他们也去某舰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秘密，不能说。

　　那时国内正值三线建设时期，戴筱萍的心里还有一丝希望，他想父亲可能正在某个山沟里，支援国家建设。

　　直到1960年代，组织上终于通知了他们，他的父亲戴龙，早在1950年就在台湾牺牲，出卖他的叛徒如今被抓获，情况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当时他和母亲就想能拿回父亲的遗骨，但两岸的剑拔弩张，让这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