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二代”
北青报：“红二代”也是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说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深受父辈的影响，而且具有天然的使命感。这个也是人们注意到的你的一个特点。你曾说过在性格等方面受父亲影响很深。从你的父亲履历来看，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时间似乎还算是比较短的，这是不是让你得以在军队里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
罗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红二代”的，如果说真有“红二代”的话，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泛红二代”，凡是拥护红色政权的人的后代，都是“红二代”，包括王进喜、时传祥这样老劳模的后代。
至于我的经历，你可能有一种误解，其实我父亲在“文革”中一直是受冲击的，但他因为从事的工作比较特殊，所以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他在业务上的领导地位基本没中断，但在运动中还是受冲击的，运动初期就被打为“黑孔（原调查部部长孔原）集团黑干将”遭关押，后来又被康生打为“反革命集团”。四五运动的时候，我大哥大嫂都被抓进去了，我父亲身心受到重创，腹水8公斤，在北京医院报了病危。
一般一提起我父亲罗青长，大家都知道他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或者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并不知道他的实际身份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后来当了中央调查部的部长。父亲16岁参加红军，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到达陕北之后进入枣园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随后进入中央社会部，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情报工作这个岗位。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工作不能中断，周总理一直在保护他。
我自己，则是有幸遇到了多位恩人。父亲在“文革”时受冲击，因此我当不了兵，还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刘忠将军冒着政治风险把我送到了云南。但不能暴露身份，我就当了半年不穿军装的生产兵，在生产点放牛。我遇到的第二个恩人就是我们的老军长董占林，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就觉得这个兵还不错，把我调到军机关，当作战参谋。在部队里我比较好学，也经常给一些军事杂志写东西，遇到了第三个恩人，就是《军事学术》的编辑张晶，我们互相原本不认识，因投稿打交道多了，在军事科学院扩大的时候，他就推荐我调到了军科，这是1977年底的事，正式调动是1978年1月，而且同时调入军事院校的不光我一个，还有我的作训处长李凡等5人，网上有人说我是1978年底，在越战前夕调动的，完全是造谣。
在军科，我先是到了军史部，搞军史，特别是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后来又到了战略部，再后来又调到外军部，研究世界军事。在此期间，我得到李际均副院长的谆谆教诲，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这就是我简要的军旅生涯，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我庆幸的是我为祖国上过战场，没有枉当兵一场，更庆幸的是遇到这么多好领导、好战友一路陪我走来。
原标题：罗援：庆幸曾为祖国上过战场 没有枉当兵一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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