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停战，即使只是要表示赞同停战的意向，就不能不慎重考虑越过三八线的问题。然而在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已经成为中苏两国一个既定的方针，全无回旋和犹豫的余地。既然如此，继续与印度等国围绕停战问题进行周旋，看起来就毫无意义。因此，12月22日，就在志愿军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大举越过三八线之际，周恩来受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武装撤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获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否则决不停止战斗。[19]
第二次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之经过
第三次战役从12月31日起，一直打到1951年1月8日。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几乎打到了三七线。这边是斯大林大为兴奋，电贺“这是人民爱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伟大胜利”[20]，那边联合国内部停战的呼声却又再度高涨起来。
还在1950年12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在一旦战线不守时，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进攻似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明确讲，那个时候华盛顿领导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不能不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1月11日突然提出来，并且得到英国等国同意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况时承认，自美国将中国干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来，它就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印度等中立国家的停火呼声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仅仅是出于担心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的考虑，国务院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支持三人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步方案的作法。然而，“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21]
1月13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实现停火;(二)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毫无疑问，美国人并不是真想接受这个五步方案。但不论艾奇逊事后如何表白，承诺赞同撤退外国军队，特别是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都只能是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如果中苏朝三方这时接受五步方案做为停火和谈判的条件，即使这仅仅是出于策略的目的，不仅美国政府的企图不能得逞，而且势必会使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更加被动，它的任何军事反攻的企图都必然造成联合国军内部的尖锐分歧，从而使它从战争初期的一呼百应，迅速跌落到严重孤立的境地。何况，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承认它本身在美国就是外交上的极大失败。
对中国方面来说，这时更重要的是，入朝作战的大约40万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减员已近10万人，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线长达500公里，有400公里没有空军掩护。接连三次战役又几乎没有间隙，不仅士兵疲惫不堪，而且粮弹供给早已发生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美国在它所赞同的联合国决议的压力下，自然不能不暂时停止反攻作战，这不仅可以把停火线暂时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附近，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因此，联合国的停火提议，对志愿军至少在策略上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然而，中、苏、朝三方对美军的反击能力和战争的艰巨性，明显估计不足。
就在联合国通过五步方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金日成发了一封电报，次日并转发给斯大林。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表明，他这个时候不可能接受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电报估计战争前途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在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压力下，敌军将进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鲜。二是“敌军将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三是“客观原因迫使我们于2月进行一次战役，此后即继续进行休整，以便彻底完成最后一次战役的必要准备工作。”此电是为了支持彭德怀关于休整部队的意见，强调只有充分准备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其决心夺取彻底的军事胜利，统一整个朝鲜，把美国军队赶出去的意图十分明显。16日在进一步给金日成的电报当中，他更进一步指出：春季再次发起进攻时，就是要“最后解决朝鲜问题”了。[22]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估计，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月17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正式拒绝了五步方案。电报称：“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由有关各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必须立即在中国召开包括中、苏、英、美、法、印度、埃及七国会议，并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23]
尽管中国政府的主张中实际上包含着部分承认五步方案的意向，这种拒绝的态度正中美国政府的下怀。印度等中立国家虽然看到周恩来电报所提谈判条件与五步方案有着某些接近之处，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国已经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再行敷衍了。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开始反击，美国代表也在联合国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提出了中国侵略朝鲜案。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战场上，中国方面都开始由主动转为被动了。
坚持战争的最后努力
第三次战役是1951年1月上旬结束的，经过彭德怀的极力争取，并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连续作战三个月之久的志愿军终于得到了休整补充的机会。但中国政府刚一拒绝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美国军队就于1月25日乘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反攻。联合国军的进攻，打破志愿军预定的两个月的休整计划。
彭德怀深知部队困难已极，马上再战，弊多利少，因而当即提出：可否根据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之间的矛盾，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已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的消息?毛泽东对此马上表示异议。他于第二天电告彭德怀说：“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二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同时询问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声称“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24]
为反击美军进攻而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前前后后打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由于敌人这次摸清了志愿军连续作战能力不超过一个礼拜，利用志愿军粮弹耗尽，疲惫不堪，进攻能力几近衰竭之际大举反击，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虽然志愿军各部队打得十分顽强，战役组织上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但这一仗打下来部队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而且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的战役设想。相反的，志愿军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还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就隐约地开始意识到自己对朝鲜战局前景的看法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他虽然拒绝了彭德怀关于利用联合国停战提议伪装停战的建议，但却第一次谈到了可以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问题。尽管，他所提到的谈判，未必与放弃赶走美国军队的目标相矛盾，但至少，他已经注意到，单纯依靠战争的方式，并不完全有利。毛在电报中估计：“敌人现在就指望夺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对汉江进行封锁，以便使汉城处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进而迫使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谈。敌人想借此使中朝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他同时肯定地说：“结束第四次战役之后，敌人有可能同我们就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和谈，那时再进行谈判将对中朝有利。”[25]
随着四次战役进行困难，在听取了彭德怀回京的汇报之后，毛泽东于3月1日第一次对与美军作战的严重困难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他在这一天致电斯大林为志愿军被迫撤出汉城，退至三八线进行了辩护。他说：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9个军减员10余万人，3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6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不可避免。鉴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他甚至坦率地承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当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并未改变，只不过“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26]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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