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战中毛泽东最大遗憾:三分之二的战俘选择台湾

　　中共中央在停战问题上的妥协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据此，苏联方面提议：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2月22日发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说明积极解决战俘问题，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机已经到来。[53]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在中国政府刚刚拒绝了印度代表在联大通过的议案，毛泽东又就遣返战俘问题表明了强硬的立场不久，突然得知要马上改变态度，这让周恩来颇感困难。他在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最后表示：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因此，他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并经过讨论后才能就苏联的提议做出答复。[54]

　　周恩来随后在电报中报告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55]

　　北朝鲜的态度早已明了，如今苏联也持如此态度，中共中央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常不过，朝鲜战争毕竟也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无论怎样坚持争取在战俘问题取得正面效果，中共中央事实上也不能完全无视志愿军战俘中存在大量政治上动摇的国民党俘虏兵，难以硬性争取的问题。因此，它实际上也多少意识到拒绝印度方案未必完全有利，至少给自己造成了“不利影响”。包括对克拉克的声明，毛泽东也多少有些犹豫不决，因此虽然指示外交部起草了严厉驳斥的谈话稿，随后却又考虑其实也“可以商谈”，要周恩来向苏联领导人征询意见，看是否可以“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56]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态度的转变，最终促成中共中央态度的改变。毛泽东一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很快回电表示赞同。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57]

　　苏联方面的态度，以及苏中达成的妥协，使北朝鲜领导人欣喜万分。据说，金日成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苏联特使库滋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明确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考虑到“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58]

　　3月23日，毛泽东电告参与负责板门店谈判的丁国钰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湾(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为此，他要求谈判代表团再不要采取凡事抗议的强硬态度，尤其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无重大事件，甚至不要向对方送抗议书。[59]

　　3月26日，周恩来回国，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随即，中共中央派负责全面谈判领导工作的李克农、乔冠华返回板门店。28日，中朝方面正式复函克拉克，表示可以讨论交换重伤病战俘问题。30日，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方面准备在战俘问题上让步的姿态。

　　但是，到1953年4月，志愿军前线阵地巩固，并且已经完成在沿海地区反登陆作战的部署，整部部队的装备及兵员都空前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在战俘问题上妥协，也并非中共中央所愿。当毛泽东得知前线指战员求战心切，一致要求发动战役反击时，自然高度重视。他因此明确批准同意志愿军的反击作战计划，明确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60]

　　4月26日，朝鲜战争双方重新恢复谈判。但谈判如中共中央所预想的一样，并不顺利。双方之间艰难交涉一个月之久，仍无结果。5月13日，美国代表更提出了中国方面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藉战俘就地释放。

　　鉴于美方的强硬态度，志愿军提前发动了夏季反击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指示说：“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61]板门店谈判因此再次中断。

　　注意到反建议所带来的强烈反应，美国方面采取了适度妥协的立常5月25日，美国代表提出并经联合国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波伦对莫洛托夫解释说：只要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

　　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中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朝鲜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62]

　　显然，中共中央注意到：“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63]但鉴于军事进展顺利，志愿军并没有马上停止这一次夏季反击作战，而是稍微调整了进攻的目标，要求部队把主要进攻矛头指向韩国军队。这次攻势到6月16日结束为止，成功地扩大了58平方公里的阵地。

　　6月初，停战谈判重又恢复，并很快在联合国新提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进而于6月8日正式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但就在志愿军正式宣布结束夏季攻势的第二天，李承晚政府就单方面进行了释放战俘的行动。此一事件引起中朝方面极大不满。中国方面不仅致函克拉克提出抗议，中断了谈判，而且再度迅速组织了报复作战。在已经通过停战协议，就差正式签署，而克拉克又迅速回函表示歉意之后，发动这次进攻势必要向苏联方面进行通报。故周恩来受命于7月3日凌晨委托伍修权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对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和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文字说明，具体说明了中国方面准备采取的和战步骤。尽管苏联政府对中国方面的军事准备并不十分赞成，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据此，毛泽东于7月8日明确通知志愿军总部说，停战协定的签署，必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并须视军事进展的情况而定。因为“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不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64]

　　7月13日，即在停战谈判恢复三天后，志愿军再度发动了金城战役。此役一直打到7月27日，即双方正式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当天才告结束。据志愿军方面统计，此役总共毙俘伤敌7万余人，收复土地面积192平方公里。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会再三对此时结束朝鲜战争表示遗憾了。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如果“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

　　因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65]“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66]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遗憾，并不是说如果再打下去就可以决出胜负，而是指可以在更有利一些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毕竟，整个朝鲜战争中，最让中共中央感到遗憾的，就是战俘问题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最后只得到了占中国战俘三分之一强的7110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万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极大地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有损于新中国的政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