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革命都是有利的了。”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朝鲜战争有“两军相持成为僵局”的可能性，但他显然更看好“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到的唯一困难，就是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差距过大。
因此，他的意见是，志愿军出动后，“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7]十分明显，毛泽东这时是以彻底战胜和驱逐美军为目标的。
当然，长期从事战争指挥的经历，也使毛泽东能够对军事形势做相当冷静的判断。比如在志愿军入朝之初，即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就曾专门分析过可能影响朝鲜战局结果的三大因素。“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
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山峰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内心里对战争的前途仍是相当乐观的。他明确强调：“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8]
志愿军入朝作战头两次战役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毛泽东的乐观估计。尽管在战役开始之际，毛泽东还在主张保持谨慎的战法，尤其主张暂时避开美英军队，以免被其胶着，至少应当做到先打韩国军队，然后再打美英军。但眼见战役展开顺利，他的胃口就渐渐地开始变大了。进入到11月以后，他更是接连不断地提出一举歼灭美军几个师的极具想象力的作战目标。[9]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10]
第二次战役发起后，即11月28日，他明确提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11]12月5日夺取北朝鲜首都平壤之后，毛泽东更估计美军将要全面撤退。“至迟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这一情况。[12]
依据上述情况不难判断，毛泽东从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始终不曾有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想法，也不曾准备把自己的作战目标局限在南北朝鲜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上。正因为如此，即使负责前线军事指挥的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之际已经明确提出，对朝鲜战争必须做长期打算，不能急于求成，并考虑在三八线以北休整部队，毛泽东还是明确主张必须打破美英利用人们头脑中三八线的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企图诱我停战”的阴谋，否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为此“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当然，他同意，要根本解决朝鲜问题，非“经过严重的斗争”不可，故“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但是，他仍然极力强调战争的最终目标，即要迫使美军退出朝鲜半岛。因此，他一面委婉地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应当主要打伪军打的意见，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同时却仍然强调还要歼灭几万美英军，称“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因为“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13]
第一次拒绝联合国停火提议的经过
12月5日，眼看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得节节败退，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家的政府联名向北京发出了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以及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一面与刚刚来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伍修权频频接触，了解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一面提议建立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要不要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14]
几乎就在印度等国停战呼吁的同时，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向苏联政府探询：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有无提出朝鲜停战的可能，应如何应付，志愿军应否越过三八线?中国方面之所以会主动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态度。因为有消息说，维辛斯基倾向于赞同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此，葛罗米柯的答复很明确：第一，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第二，鉴于目前军事上的胜利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乘热打铁”。[15]随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莫斯科的电报指示称：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16]
莫斯科的答复显然符合毛泽东上面的想法。在深入讨论了印度等国关于停火问题的动议和苏联政府对停火问题的态度之后，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3点受命紧急召见了苏联大使，说明了中国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告诉罗申大使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印度、英国和瑞典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询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打算答复如下：“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5、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指美、英、苏、法、中)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17]
对此，莫斯科当然赞成。只是，他们相信，印度等国代表“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对他们不能过于坦诚，“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的牌的时刻。”“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可能被美国利用，去打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好处。”斯大林提议，中国方面应该公开表示赞成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并迫使联合国和美国就此提出具体条件。[18]
12月9日，依照斯大林电报的精神，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大对印度代表表示了愿意看到联合国和美国就停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的态度。此举使中立国家代表倍受鼓舞。经过紧张活动后，印度等国提出的停火案在1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随即成立的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很快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停战问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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