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恒
1933年生，皇图岭镇阴泉村井泉组人。
入伍时间：1950年12月
所在部队：47军139师417团10营2连
2003年5月，记者找到老王时，他正卷着裤子打着赤脚在水田里锄草。老王能读报看书，是共产党员，曾经长期担任过大队干部。
他是个细心人，回屋后特意找了双皮鞋穿上，还戴了块手表，手表是他自己省钱买的，花了一百多块，只有来客人时才戴上。
10年后，本刊记者再次见到老王时，他即将迎来八十大寿。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也不错。只是当年被弹片击中的左臂依然疼痛，伸不直，在朝鲜得的风湿，天一冷还折磨着他。
老人家里还有三亩水田、五分旱地，儿子在外打工，老伴早些年患眼疾双目失明，家中务农就他一人负担。虽已80岁，他仍一如既往去田间耕作。
如今，老人最高兴的是，家里修起了两层楼的红砖新房，镇政府还补助了6000元。在攸县农村，很多人去广东打工一二十年，最后倾尽积蓄，总要修起新楼房，客厅宽敞，墙壁瓷砖白亮，四扇铝合金玻璃大门也很气派，不然就很没“面子”。
我是1951年4月11日去的朝鲜。过鸭绿江后，一连9个晚上急行军，不少人打嗑睡倒在路旁。9天后到达朝鲜顺南，在那里修筑飞机场。当时朝鲜很冷，部队还没有发棉衣，战士一个个冻得面部紫黑。没有蔬菜吃，都是吃干炒米，一把盐烧一大锅开水，每人喝一碗，那叫“玻璃汤”，因此许多人患了夜盲症，天黑后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白天住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夜晚去修飞机场，有几个晚上被敌机发现，投下许多燃烧弹。那弹投下来就是一片火海，不打仗，伤亡也很大。
机场修好后，我们开赴临津江一带作战。我们营在18号阵地驻守，开展阻击战。有天下午我在阵地前沿修壕沟，一颗炮弹落在离我只七八米的地方，我的左手臂中了一块小弹，鲜血浸透了衣袖，战友帮我包扎后，我被转移到团部卫生队养伤。
一共打过四次大仗。最长一次守卫战打了20天，2天3夜没喝水，没睡觉。打穿插战，有时从河里趟过去，起来后全身都是冰块。
我是1957年5月复员回家的。我去朝鲜后，我娘在家以泪洗面，回家时娘的双眼都哭瞎了。我站在娘面前，我娘双手从我头上摸到脚下，她说：“孩子，你长高了，回来就好了。”
我们这些抗美援朝老战士抚恤金太低了，从1980年开始给点补助，由每月5元加到15元，到2000年才每月加到55元（注：2012年10月起每月640 元）。我们去朝作战，那时国家刚解放，装备落后，与装备精良的美国为首的16国作战，完全靠人力拼搏。这场战争对我们伤害太大了，刚复员回家时还年轻，有点三病两痛也顶得住。现在人老了就不行了，像我吧，当时手臂上挖出弹片，只一个月就治好了。如今这手臂伸不直，晚上睡觉时，没有知觉，早上起来后要揉半天才行。搞几天生产，手臂就要痛几天。
在朝鲜住了两年多山洞，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我很后悔那时没有转业到企业或机关单位，（老了）有工资和养老保险。
王其花
1928年生，皇图岭镇阴泉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初
所在部队：不详
王其花已于1978年病故，他的遭遇由其弟王成瑞、志愿军老兵王庆云等讲述（2003年采访）。
王成瑞说：我哥哥是1956年上半年复员回家的。他立过几次功，带回7枚证章。可能是在战场上被炸弹的巨大爆炸声震聋了耳朵，回家时就已经得了一种晕病。
老战士王庆云说：1973年下半年，县里召开一次复员军人会议、主要是换发复员证——我们当初的复员证上有彭德怀的名字，彭总倒了，又写上林彪的名字，林彪倒了，又要换证。那次我在招待所看到王其花，他说报到处没有他的名字，中饭都没吃。我便带他到饭厅讲明情况，服务员打饭给他吃了。吃饭后他说：“没有我的名字算了，明天我要与人家换工砍柴，不能耽误人家。”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说：“我不抽烟，就给你抽了。”还说只剩三角钱，只得走路回家去。我说： “这包烟我就抽了，我给你五角钱，加你三角就有八角，车票是六角五分，搭车回去，剩一角伍还可在镇上吃一碗面条。”后来我才得知，他还是走路回家的。只走了十几公里，他就在一处叫大同桥的公路段晕倒了。当时天黑了，围了一帮人，他又昏迷不醒，谁都不知他是哪里人。一个老大娘给他盖上一件旧棉衣，又给他灌下一碗姜茶，半夜才苏醒，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走回家。
王其花弟媳刘菊英说：我是1962年嫁给大哥二弟的。我来时就看到大哥患了这古怪病，有时两三天发一次晕，有时一天发两次晕，有时几个月发一次、只要听他大喊一声“丢炸弹了”，他就会倒下去。一般要晕倒一个时辰才醒来，当初他晕倒后，大家便把他抬回去，晕得多了，也就不抬了，只用些稻草给他垫背。有几次晕倒在江边，只尺把远就可能掉到水里。有几次砍柴晕倒在山上，醒来一身都是蚂蚁，痒得一身皮都抓烂了。大哥死那年正好50岁。
1933年生，皇图岭镇皇图村培园组人。
入伍时间：1950年底
所在部队：15军44师直属2营1连
2003年时，老陈家的堂屋里几乎没什么招贴画，除了“天地君亲师”之外，正对大门还贴着毛主席的大幅头像。
不像走访的其他老人，他们一般都不会在家，几乎都上地里干活去了，体貌特征也像得很：黑，瘦，挽着裤腿，拖鞋或光着脚。老陈穿得很整洁，肤色较白，这也许跟他的手艺有关：他开钥匙铺，整天都候在家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起当年的军歌，老陈两眼发亮，精神振奋，双臂还合着节奏上下挥动。
10年后，本刊记者再次走访，80岁的老人已明显衰老。满脸皱纹、皮肤干枯，双手颤抖，走路也颤巍巍，被子弹打坏的右腿膝盖，越来越影响行动。这两年身体不大好，钥匙铺就没再干了。
除了平日依旧喘不过气来，老人精神不错，思维还清晰。行动不便，老人喜欢坐在家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沉思，经常陷入当年硝烟弥漫的回忆中。
我参军时，我哥哥当时已先入伍到了朝鲜。家里就我兄弟俩，按政策我是可以不当兵的。但我本人强烈要求当兵。我奶奶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这仇我能不报吗?哥哥也从前线写信回家，鼓励我去抗美援朝。
有关朝鲜战场的事很多，我可以讲几天几夜。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战争牺牲很大。当时作战前首长动员说；要不惜牺牲，要以一个排对付敌军一个班的代价夺取胜利。每人袋里放一张纸条，写上姓名、家庭通讯地址。
回国后，我们驻在黑龙江嫩江地区的一家部队医院。那医院住有大批从朝鲜战场退下来的伤病员，缺胳膊少腿的、冻丢手脚耳朵的、眼瞎耳聋的、枪弹损伤的以及精神病的都有。有次首长来作报告，寂静的礼堂，突然有战士站起来大喊：冲呀!杀呀！然后就昏倒下去。一个下午这样倒下去的有3个。
刚回国那一阵，走到哪里都有“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归来”的巨幅标语，都把我们当作“最可爱的人”，地方领导搞慰问的来了一拔又一拔，战斗英雄去单位作报告一场又一场。钢笔、茶缸、汗衫等纪念品发了不少，伙食也很丰富。
复员回农村后，就再没看到这种场面。当然不可能长期保持那种热烈气氛，事实上做不到，也不需要。但问题是，回农村后这些老兵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受到任何照顾。
我这样说，并不是向政府讨价还价。参加抗美援朝我至今不后悔。那时国家经济落后，不给我们补助，我们可以谅解政府。回家后，当初我还在供销社工作，1962年精简人员，把我下放到农村，我也没有意见。
由于参军早，不会干农活，别的劳力10个工分，我只能拿6分，婆娘4分，饭都不够吃。这些年都靠搞自行车修理为生。如今70岁了，手脚不麻利，冒得（方言：没有）力，一个单车轮胎都扳不上去，我两老只能靠配锁赚点生活费。
前些年（2003年以前），小儿子欠了农业税，政府转而要从我的抚恤金里扣，我就找到乡政府，“这是我拿命换来的，你们凭什么要扣？”最后好歹没扣。
现在经济发展了，政府都用上了好车，还可以公款吃喝，我认为政府给我们增加补贴是应该的。
这些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朝鲜现在是什么样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