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孙子想去当兵。当时老邓拦着，死活不同意，说当兵太苦、太残忍。“他是后勤兵，常从死人堆里背人去埋，哪知道今天当兵这么轻松。”邓的儿子说。
我18岁去朝鲜。我们这个团本来是去沈阳，学开汽车，忽然接到命令，前线要兵员，就转而去前线打仗。到了丹东，首长向上级反映说：我们这批兵没受过军事训练，个子矮，不适合上前线。这样我们就成了后勤兵。
虽然不打仗，但我们部队也经常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有一天晚上美军飞机来了，我卧在一小山包上，按常识躲避飞机轰炸必须卧在低处。我发觉后，迅速滚了下来，恰在此时，原处一颗炸弹爆炸了。好险呀！最危险的一次是，战友晚上点蜡烛，忘了关窗户，被敌机发现，飞过来投炸弹，结果炸弹就在两三米外爆炸，差点就报废了。
当时朝鲜男人少，女人多。部队纪律规定，有通奸行为的，关3天禁闭；犯强奸罪的，枪毙。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常有老百姓来讨吃的。部队首长曾号召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捐给他们。给他们半块肥皂，就很高兴了。
其实有段时间，部队也很困难，没青菜吃，很多人得了色盲症，什么都看不见，晚上行军只能手牵手地走。
我在朝鲜有过两次伤害，一次扛货太重压伤了腰，一次背货仰天跌了一跤，背部受了伤。我复员时，连长对我说：小邓呀，你也受了两次伤，我给你办个残疾证，回家可以得到一些补助金。那时军中传闻，残废军人名声不好听，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对象。我就谢绝了连长好意。结果回家后腰伤背伤经常发作，一发作就下不了床，把我折磨得好苦。伤发了又没钱治，更谈不上住院，只花几角钱请郎中抓几把草药敷一敷伤痛处，停了痛便要坚持出集体工。
我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回家，在大队当过民兵营长、治保主任、支部委员，当了二三十年基层干部。我们这些人从抗美援朝到现在算是吃足了苦，每个人大体上都如此。要说意见的话就是补助金太少了，一个月才55块（2003年），抵得几包烟钱。你们记者来采访我，我表示感谢，但你们要向上级反映我们的苦楚，不这样，这采访就没有多大意义。
易岳林
1929年生，皇图岭镇新联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3月
2003年记者探访时，易岳林已去世。他的遭遇由同村战友邓三元叙述。老邓记性好，讲的往事很清晰。
易岳林的情况现在只有我最了解，他比我大4岁。在朝鲜战场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编个快板、写稿子都是好手。另一方面他个子高，长得魁武。我们是当后勤兵，每天太阳下山时，我们在地洞里吃晚饭，天黑时下山去火车站卸货。火车开来有几十个车皮，按规定一个排负责卸两个车皮的物资，卸一列火车半小时。当时易岳林当了我们的排长，他力大无比，50斤一包的面粉，他能扛8包，三四百斤一桶的汽油，我们两个人都抬不动，他一人能扛上一桶。有他身先士卒，我们排总是提前完成任务。还帮助别的排御货。
这样他多次荣立三等功，我们排也多次荣立集体三等功。易岳林后来还参加了战斗，立过一次国际二等功，参加过一次金日成举行的盛大宴会，和金日成、彭德怀等许多大官在一个厅吃饭。
1958 年易岳林转业回地方工作，当初安排他在长沙一大医院当总务，干了几个月后，不愿干，回家了。攸县县委又安排他去一家铁厂当支部书记兼厂长。那时地方搞浮夸风，铁厂每天只出两吨铁，叫他报四五十吨，他搞不来，县委书记要整他，他便逃回家乡。以后公社又安排他在小学当校长。
当然英雄也不是十全十美，1960年过苦日子，一天9两米，他食量大，肚饥难熬，夜晚便去田间拔萝卜吃，被人撞见，这事老百姓都原谅他。但组织上免了他的校长职务，书也不让教了。最后回到农村。
在朝鲜装卸货物时由于用力过猛，导致脱肛，痔疮非常严重，大便中经常带有血丝。到了1970年代，他身体一直不好，慢慢地就如“八十岁婆婆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后来走路都困难，到1991年7月就病故了。
1930年生，攸县皇图岭镇阴泉村月形村民小组人。
入伍时间：1951年4月。
所在部队：不详
老王家在山区，住的仍是黄泥土房，和隔壁左右的瓦房相比，甚是显眼。
2003年，记者到他家时，见到堂屋靠墙一边，停着两口空棺材，红油漆刷过，厚重实在。为仍在世的老人准备棺材，这是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
老王是二级乙等伤残军人，腹部受过重伤，当年多次手术的刀口，50年后仍清晰可见，紫红色的伤疤，如蚯蚓般弯弯曲曲地盘踞在老王腹部，令人不忍卒视。
2010年农历二月初三，王庆云去世，终年80岁。2008年5月，老人不慎摔断左腿股骨，即去长沙住院治疗。不久尿路阻塞，特别痛苦，最后在株洲医院治疗。去世前，王庆云吐血不止，痛得浑身汗水湿透，但咬紧牙关不吭声，直到渐渐没了气息。
1950 年11月，我结婚刚满一个月，就瞒着父母和妻子报名参军，在衡山训练几个月后，1951年4月，随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去了朝鲜。开头一段时间编在后勤部队，就是装御军用物资。1952年春又编入作战部队，我们打过穿插战，有几次去敌营哨摸哨，都抓到了“舌头”。后一次被敌军发现，那是1952年6月25 日，我们遭到炮击，我的小腹部中弹，肠子炸断了，右手骨折，还炸丢一节食指。
在接受了4次手术治疗后，医生给我接上了肠子。1953年下半年复员回家。当时部队首长对我说：“小王，你是个残废军人，按政策你回家去，不需要参加重体力劳动，地方政府将会好好照顾你的。”回家后，生产劳动很吃力，毕竟那时还年轻，慢慢也习惯了，又加上生儿育女，不干活是不行的。1958年大炼钢铁，我和其他民工一样地日出夜战，终于劳累过度，引发旧伤，又在医院再次进行手术。
我是个多灾多难的人。先后生下4男3女，结果死了3个男孩，都是二十六七岁死的，都是患肝病。为给孩子治病和安葬，我欠债一万八千多块，那些年利息高、每块钱月息二分四厘，利息滚来滚去，滚成四万八千多块。
我是个二等乙级残废军人，我回家后，政府给我的残废补助每年由几十块增加到现在的2100多块。这天灾人祸是意外的，怪不得谁，我领了残废金，就不好意思再向国家伸手了。
近年来，有贩子用50元一枚的价格收购我的证章，我跟他说：“你晓得我流过多少血，才换来这几枚证章，我就是穷到讨米当叫花子，也不可能卖给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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