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打细算过日子
由于方敏的身份，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租用小楼，每年租金只需5万元。可方敏不知道小楼能不能坚持到年底了，因为小区的拆迁通知已经挂出来了。
“我从1999年在这办公，非常幽静，真是不舍，而且里面还有军线电话，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经济拮据令方敏不得不精打细算。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的经费来源有四个渠道：一是企业赞助，二是向教育部、总政、军科院等申请课题；比较稳定的是第三个渠道：研究所下属有一家上海国防教育进修学院，可以进行学历教育；第四个来源是承办上海市政府国防微博和网站，每年有2.5万元经费。
“不少机构有理事会，拉一些企业进来。我们一直没搞，主要是一些企业赞助后，我们就要为他所用，这点我又不太愿意。我们拉来的赞助都由相识多年的老板朋友提供，一般20万元就够了。”方敏说。
也有一些小老板愿意给几万元赞助，方敏却很犹豫：“前些年我们做过，可是很麻烦。他们会上尽拉领导照相、找领导题词，弄得很庸俗，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方敏曾在江西、浙江、东北得到过一些企业赞助。“我喜欢选择有部队经历的人，他们对国防深怀感情。另外，企业最好能与军队、国防建设有一些关联。”
《大战略》是上海战略研究所的课题成果代表。尽管这个“九五”课题只有3万多元课题费，方敏却已很满足。“社科类课题好多都是几千元课题费，3万元已经不少了，不能和自然科学几百万元的资助相比。”
方敏任校长的上海国防教育进修学院，曾是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的主要经济来源。“我们租用部队院校的教室，与成人学校合办函授教育，每位学员学费约1000元。以前每年都有几百人，现在学历大家都有了，今年才七八十人。”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还有一项临时的经费来源，就是给党政干部、大学银行人员做国防教育培训。
“一些主管国防教育的地方政府领导，从网上了解到我们，给我们打电话，要来学习交流，顺便参观军舰与东方绿舟。因为国防教育经费有限，所以这样的项目收益有限，除去兼职教授讲课费用，扣去税，所剩不多。”不过方敏说，地方领导们很热情，赠给研究所的锦旗已挂满了一面墙壁。
“我希望媒体帮助呼吁，我们国家的国防教育，国家有《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宪法里有国防问题。讲起来很重要，但是制度上没有保证，经费也没有保证。”方敏说。
李健的运营模式比较简单。他认为：“我们的智库是学术型的，如果静不下心来做研究，智库走不远；如果按照传统路子，无非前面资源多点，用完了就没了，难以长远。”
李健的想法是，成果在网上半公开发布，吸引需要的人来购买。他们出版的《空海底战》、《美军网络战研究》等书籍需求量都很大，“军内搞外军研究的人几乎都看过。军队防务研究人员都知道美军网络战的概念、体系，可是人家具体如何运用未必清楚，这样的书就有市场了。”
第一个需求电话就来自部队学者。那是2009年，一位军队研究者寻找翻译资料，李健说，这些成果费用低廉，一般是体制内资料库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不过，这家机构仍然需要帮助。此前不多的赞助都来自转业军人，“部队情结，对防务感兴趣，其他费用都需要自己凑。”李健说，2009年成立之初也有投资公司想给200万元，“这类商业投资我们没法要，军事智库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回报，也不可能分太多的心搞经营。”
2012年，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账面上首次出现盈余，这大大超出李健的预期。不过这笔钱已全部投入数据库建设。
“国外军事智库第一笔资金几乎都来自慈善家、军方的赞助。在国内，民间智库只有投资，很少有赞助。这对我们提出很苛刻的要求，前期必须有一帮很有理想的人聚在一起。我认为一旦度过了前期的困难期，后面路就宽了。”李健说。
最近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一个大项目，就是8月在转业军人的赞助下于南京举办第三届中国军事网站发展研讨会。
成果的含金量
2011年，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第一次发布美日军力报告，由此一举闻名。
罗援解释说：“国际上很多民间智库经常发表类似研究报告，我们这个方式是和国际接轨，同时在外交上又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这家机构成立后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是中美安全关注调查。这是一个中美合作项目，美国方面由卡耐基基金会委托一家学术机构进行调查，问题包括“中美关系中的障碍”、“民众关心的安全要素排序，比如哪个国家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哪个国家是我们的朋友”等。
初步结论与罗援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原来认为对美国最不信任的群体，首先应该是民众和军方，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的。”现在中国对美国最不信任的人群，首先是前政府官员，第二是商界人士，第三才是军方学者。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也曾有比较著名的项目：1999年至2005年发布的《中国和世界军事发展概况》，也就是最早的“国防建设白皮书”。后来由于经费紧张，载体刊物也停办了。
它还主办、协办过一系列刊物和丛书。同样因经费和体制限制，一些刊物陆续停办。方敏特别提到，他们对“中国如何打赢高科技战及大城市如何防空”的研究成果，曾受到重视。
现在，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每年都要围绕国防重大问题发布《中国周边军情》一类的报告，也组织学术讨论会。这些成果，不少都成为有关部门的内部参阅资料。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于2013年底将出第一本专著《美国陆军战术体制的发展历程》。李健认为这本书可以填补美军编制体制研究的空白。
他们的出版物中，既有面对中高级专业研究人员的战略战役著作，也有给普通军迷的小册子。这些都以翻译外文资料为基础。2010年至今，这个机构已完成12个大型课题，发表数十篇论文。
如何获得影响力
不过，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这种模式，使一些军内人士误解其为翻译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李健反复强调，这是因为在研究过程中，翻译是绕不开的基础工作。
“写一万字的文章，最起码要翻译10万字的一手资料。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有原出处。”李健说。
让他感到振奋是，这几年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正与军方越走越近，“现在的研究合作对象多了，只要涉及外军研究的都有合作。”
李建希望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影响军队高层。
方敏的经历则显示，“民间机构有个问题，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一些课题不接受呢？要吸引大家重视，必须研究重大热点问题。一研究重大热点问题，就很容易引起一部人的反感，反过来不利于民办机构的生存。”
他举了个例子，若干年前就开始讨论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如果中央没定调，任何发声，都不合时宜，会影响到生存问题”。
李健也有这样的困难，“软环境不太支持我们发出一些声音，我们更关注战略战役的问题”。
对于军事这个有些敏感的内容而言，牵绊几乎无所不在。
比如出境学术交流，民间机构的身份不如军队单位容易审批，“出去批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一看麻烦，也不是非去不可。”由于经费和体制所限，方敏已经放弃了一些机会。
对于促进会的研究成果，罗援告诉本刊，除了类似美日军力评估报告是通过媒体公开发布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的其他渠道。
除了各种课题的研究之外，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正着手准备建立网站和出版刊物，将来还会陆续成立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亚太问题研究中心、台港澳研究中心等机构，以扩展研究和交流的渠道。
“中央正在关注的、但是还没有完全破题的课题，将作为我们的研究选项。”罗援说，促进会研究的立意要高，要“言人所未言之言，言人所未尽之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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