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开始，连续三年，日本以文化交流的名义举办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一届会议地点在南京，作为主编的佐藤俊子参加了会议；第二届会议《女声》便委派关露作为代表赶赴东京参加会议。关露深知此行对自己的影响：新闻照片一经媒体披露，她“汉奸文人”的骂名便更难洗刷了。她犹疑、矛盾过，也回避、退缩过，但当党组织暗示她可以藉此日本之行联系日共地下党时，关露再次克服了自己的痛苦与恐惧，踏上了去东京的轮船。
在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丧失个人民族立场的情况下，一个女人，一个本不善于复杂应对和临场调整的女人就变得异常痛苦：大会第二天，关露作为指定发言人的题目是关于“大东亚共荣”，关露心里很清楚，绝不能照这个题目讲，但又不能强硬抵抗。痛苦与挣扎之中，又没有组织可以请示，关露决定“绕”开去，她向领队说：“我是搞文学的，是妇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不会演讲。如果一定要我讲话，我想谈点妇女方面的问题。”最后以《中日妇女文化之交流》为题作了演讲 ――这也许是她有话可说、有话能说且又不失民族道义的唯一选择。
初到日本，距离大会的开幕还有几天，关露一行先去了博多、唐津等地考察观光，最后到达东京。去往东京的火车上，关露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严重不适：头痛、发烧、倦怠――这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身体疾病，但更可能是因精神的紧张而导致的心理疾病――在一步步走向东京走向会议的时候，关露的压力也在一步步生长。面对新闻记者的热情与关注，刚到东京的关露就发出无奈而沉重的叹息：“我的身体非常疲劳，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然而我的情绪是异常悲哀的！”{13}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在一定层面上帮助了关露：以病为由，她可以推掉一些活动，以病为由，她可以沉默或者“呓语”，但同时，这场疾病也给关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头痛欲裂，神经衰弱，有时近乎失常，开始出现幻觉，以至于后来回上海后她把这几天总结为“神经病态的日子”。
关露后来的精神失常此时已经出现了征兆。总之，在长达七年的时光中，负有“特殊使命”的关露必须活在一种双面、分裂的角色中，这对一个内向、文静、怯弱的平凡女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以至于后来一直心有余悸。1949年以后，当一些好奇的年轻朋友试图追问她当年的非凡经历时，她都借故转移话题，极少谈论，只是偶尔透露的一些细节仍能让我们感觉到那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惊险与诡谲。
走向暮年：“云沉日落燕声哀”
1945年日军投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在上海下达“肃奸令”，大规模抓捕日本汉奸，关露也名列其中。上海地下党紧急组织营救行动，辗转将关露转移到了苏皖解放区。至此，关露的间谍生涯宣告结束，在终于回归自我、回到真实的生活之后，关露的文字中流露出很久没有的轻松与愉悦：“秋光冉冉步迟迟，小镇安营遇旧知。纸共一张诗共韵，挑灯朗诵爱民诗。”卸下重负的关露必然对未来充满期待，明朗的生活、自由的身心，还有终于可以团聚的恋人……这一切似乎就在眼前。但事实再一次将一个女人平凡的幸福期待化成了泡影。
关露遇到的第一重打击就是恋人王炳南的沉默与拒绝。三十年代末期，关露因没有固定住处曾暂住上海王炳南家，两人相识并渐生爱情。后因工作需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先到武汉，后转至重庆，两人便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仅依靠书信维持着彼此之间的感情。当听说关露终于回归解放区时，已是周恩来得力助手的王炳南高兴地提出了探望关露的想法。周恩来权衡利弊，否决了王炳南的请求。周虽然清楚关露的身份和曾经从事的特殊工作，但国民党舆论仍将关露认定为一个“文化汉奸”，解放区的许多不知情人士也对关露多有怀疑，从事外交工作的王炳南此时此刻显然不适合与这样一个女人继续发展关系，王炳南只有服从大局，终止了迈向关露的脚步。
这样的事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但另一重让关露无法接受的打击是自己人对她的怀疑、误解与审查。楼适夷曾回忆抗日战争结束，他途经淮阴解放区遇到关露时的情景：“她身体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华书店被沪来青年发现，大呼‘捉女汉奸’，惊惶失措，经公安警保护回来，神经失常。”{14}整风运动中关露也是隔离审查的对象，不止一次被命令“交待问题”，刚刚放松下来的身心再次紧张焦虑起来，且超过了关露的负荷，从目前所能查找到的资料来看，在至少七八年的时间里，关露的精神状态都处在一种轻微的分裂状态，时好时坏。稍有风吹草动，她便多疑、谨慎，“脑子里的弦便绷得过紧”。{15}
关露的紧张不是毫无道理，虽然1949年后她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积极体验生活、参与创作，但是可怕的事实还是到来了：1955年5月的一天，关露被几名公安民警铐上手铐，从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带走。直到两年后被释放，关露才知道自己是因潘汉年案被逮捕审查。这两年的监狱生活关露从不对外人提及，只是偶尔在通信中曾对妹妹胡绣枫谈起点滴。从这有限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出，身陷囹圄的关露面临的考验绝不亚于当年的谍报工作。
在一次次被迫交待个人“罪行”的过程中，关露也面临着内心的分裂：这个活得认真、清白、真诚的女人只好工工整整、详详细细书写自己的生命经历，从童年到青春，再到沦陷区特殊工作，她不知道自己何罪之有。压力之下精神失常却被监狱大夫诬为“装疯卖傻”；肉体的折磨更是家常便饭：监管人员的打骂、牢房里阴湿的环境，周身的关节疼痛……{16}
对于这一代拥有相似命运的知识分子来说，炼狱生活有时会摧毁一个人，有时也会锻造一个人的意志。而关露在这个过程中倒是逐渐显示出了坚定与勇气，先是挺过了五十年代两年的牢狱生活，十年之后，又挺过了接续下来秦城监狱八年的囚禁生涯，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实属不易。
关露抵抗内心崩塌的方式就是为自己找寻一个生活的支撑点。第一次监狱生活中，在委屈、抱怨之后关露开始利用空余时间构思小说《刘丽珊》，主人公即是当年的救命恩人刘道衡的女儿。刘丽珊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在对日战争中悲壮殒命，年仅22岁。或许是这个自小熟知的女孩的精神感召着自己，关露走过了艰难的两年；第二次入狱的关露较之于第一次心态稍稍平静了些，但出狱的无望和由此而来的绝望仍是她个人要克服的最大心灵问题。在日复一日的打骂与提审中，关露再次找到了一个缓解困境的方式：一次出去放风的时候，她在院子偷偷捡起了一根铁钉并将它带回牢房，下定决心将铁钉打磨成针。关露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磨一千下，当铁针磨成的时候，也许正是自己出狱的时候。
靠着这样的信念去支撑，关露终于等到了自由的那一天。据说出狱后关露曾将这枚铁针给妹妹及少数的几个朋友看过，大家无不感慨万千。此时此刻，一个平凡、脆弱的女人因为这些细节而迸发出生命的光华。
但是，这个女人，在经受了间谍任务的考验，又经受并支撑过了十年严酷的囚禁生活之后，在平反的那一刻，却选择了离开。并且，这个在朋友看来不适合谍报工作的女人于生命的最后，却用谍工人员的冷静与不动声色安排了自己的结局：
1982年12月5日，星期天。陪伴并帮她撰写回忆录的朋友陈慧芝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而在前一天，关露的回忆录也终于完工，她告诉陈说周日有老同学来看她，开车，并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让负责做饭的小金也放一天假。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一下，关露坚持说不用，已经约定好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傍晚小金回来的时候，发现门锁着，她以为关露外出了，就在门口等。一直不见关露影子，小金就从窗户爬进去，看到关露就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李稻川闻讯迅速赶来，发现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旁边桌上有两个空了的安眠药瓶子。
根本没有老同学，没有约会，没有好吃的鸭子。关露只想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李康将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枕边的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洋娃娃是先前大家买了送给关露的，因为她很喜欢娃娃。保姆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总是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17}
这个女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以一个俗常而天真的画面定格。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家庭，只有一个没有体温的布娃娃。尽管不能与她说话，缺乏生命的鲜活气息，但它与隐晦、复杂、心机、权衡、凶险、危机无关，它是纯真、可爱、明朗的象征，它微弱的光芒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关露内心深处的阴霾与伤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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