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以一个俗常而天真的画面定格。没有孩子，没有爱人……
核心提示：这个女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以一个俗常而天真的画面定格。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家庭，只有一个没有体温的布娃娃。尽管不能与她说话，缺乏生命的鲜活气息，但它与隐晦、复杂、心机、权衡、凶险、危机无关，它是纯真、可爱、明朗的象征，它微弱的光芒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关露内心深处的阴霾与伤痛。
本文摘自《长城》2012年第3期 作者：齐红原题为：《关露：失去节拍的歌唱》
近几年来，“谍战”成为影视剧导演们青睐的题材，那些迅速抢占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谍战剧真是数不胜数：《潜伏》、《暗战》、《旗袍》、《密使》、《密探》、《密令1949》……电影《色戒》、《风声》的票房之高更是引发了人们对“美女间谍”故事的强烈好奇。这样的影视剧多么好看啊――女人，美貌、艳装，高贵而神秘，看似单纯简单，其实深不可测，你知道她必然是故事的，但不确定这故事会怎样的演绎，每一个眼神的顾盼流转中都有意味深长的含义。最后终有一刻，她露出了真实的面目：一个插入敌人心脏的间谍。这个身份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最关键的时刻，对敌人进行致命的一击后，美女间谍主动或被动暴露身份，悲壮殒命。
带着《风声》中仍然记忆犹新的惊悚与残酷，我进入关露的散文，那种奇怪的对比一时让我有些恍惚：这个女人的生命果真曾经与“间谍”身份有关么？她是那个曾经走近令人发指的“76号魔窟”的地下党员么？是利用《女声》杂志作为掩护搜集日本情报的特工么？而在她的散文里，她却是那样一个平凡而俗常的小女子，那个十点半钟从戏院走出的女子，那个独自走在秋夜的微风与细雨中的女子，她说刚出戏院时同路的有五个人，转了个弯就只剩下两个，再转一次弯就只剩下形单影只的自己，她说恐怖与畏惧同时袭来，以至于“我要因可怕的威胁而瘫倒了”。①
但关露的确曾以“特工”身份受命策反“76号魔窟”负责人李士群，时间上与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实施刺杀丁默计划几乎是同时：1939年秋冬之际。只是与郑苹如相比，关露的谍报生涯显然少了许多神秘、激烈与戏剧性――在历史的舞台上，郑苹如从容而华丽地登场，后来又悲壮而华丽地收束，生命在最青春亮丽的时刻戛然而止――这更符合谍战剧导演们的口味。
关露的故事却是另外一种版本，但有着一样苍凉而落寞的底色。没有郑苹如那样显赫的家族背景、美艳的外貌、自如多变的应对能力，关露又是怎样坚持着她的谍报生涯的呢？与郑苹如相比，关露更是一介平凡女子，当命运将她放置在一种“非凡”的境遇之中，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原本的节奏和旋律，她的一生也就成为 “没有节拍的歌唱”。②
走出家庭：一个平凡女孩的青春轨迹
为了体现关露命运中的传奇意味，一些报刊杂志和传记文字喜欢赋予她这样的概括：“三十年代上海滩三大才女之一”、“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女作家”、写出不朽诗篇的“民国才女”等等，这些关乎写作能力的定义与她“红色间谍”、“中共特工”的身份结合在一起，似乎更能显示她非同凡俗的生命情态。但事实上，无论就写作的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关露都无法与张爱玲、丁玲相提并论。
关露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出版作品有如下几种：《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新旧时代》（自传体小说，光明书店1940年出版）、《苹果园》（中篇小说，工人出版社1951年出版），除此之外还有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评论、诗歌，以及八年监狱生活留下的《秦城诗草》11篇（未集中出版）。
在数量有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朴素、认真、愿意体味并表达生活的女作家的形象。关露的文笔清丽、婉约，行文清浅流畅，既无张爱玲的“清峻决绝”，也无丁玲的挺拔锋利――三十年代的上海，这样棱角不是特别分明的写作又何以能与张爱玲、丁玲齐名呢？除了那首因电影《十字街头》而传唱下来的主题歌《春天里》（关露作词）外，我们甚至几乎淡忘了她的文字：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郎里格郎格郎里格郎，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朝夕都要忙。/郎里格郎郎里格郎，/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歌词里流淌着底层小人物每日生活的尘俗气息，而关露本该就是这样一个在凡俗之中穿梭、操持的女人：出身平凡又难免有小小波折，相貌普通但不乏秀丽，性格文静、做事认真……这样一个女人，她最贴合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有一个家，有丈夫、孩子，依靠写作和教书谋求着一份平凡而平稳的生活。
1907年7月25日，关露出生在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做过当地的小县令。母亲是父亲用赌博赢来的四千两银子换得的继室，每每父亲拿这个理由发火宣泄、以示权威的时候，母亲总是据理力争：我可以养活我自己，我要出去教书。接受过女子专科学校教育的母亲将自主、自立的理念也传达给了关露姐妹：“明白了吗？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她一生的生活就等于下跪。”“要独立和自由就要有知识，要有知识就得念书。”③
九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就靠在师范学校和师范附小教书的微薄收入养活着一家四口，物质上虽然清贫拘谨，但关露和妹妹读书认真，表现优秀，母亲又尽可能替她们阻挡着外来的纷扰，至少在这个时期，两人的生活还算风平浪静。即便是十六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都并没有给关露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母亲离开了，但家庭的格局似乎并没有改变：关露与妹妹跟随祖母来到南京二姨妈身边，与寡居的二姨妈同住，用关露在《新旧时代》中的形容就是“这时我们还是四个人住着……只不过母亲换成了姨母”。
真正促使关露下决心走出家庭的动力来自于二姨妈的婚姻观念和逼婚行动。这个家庭生活极其不幸的女人天天借酒浇愁，她不断向关露姐妹灌输的一个观点就是“结婚是女人的终身大事”，嫁一个有钱有势的好人家才是一个女人的首要问题。关露极其反对姨妈的观点，但又无力阻止她的唠叨、灌输与行动，这个家开始让关露感觉到痛苦与无奈：“我开始讨厌我现在生活着的家了。我觉得我没有说话和行动的自由。”“我家里的一切都使我感觉厌倦和抑郁。”“她（二姨妈）能使我因违反她的意志而感觉着灵魂的苦痛和不愉悦。”④
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关露姐妹明显感觉到姨妈在为她们的出嫁而积极准备、物色人选。潜在的威胁让两人做出决定：离家出走。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关露脱离了家庭来到上海，并在这里遭遇、认识了热心慷慨的刘道衡（刘原为同盟会会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解了关露的情况以后，刘道衡收留了她，并且愿意提供学费，送关露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念书。
迈出家庭这一步对关露而言意义重大，它不仅意味着对重蹈旧式女人命运危险的躲避，更意味着关露精神与视野的变化与拓展：当交流与交往的对象由封建家庭成员变成了见世面、经风雨的社会人士时，关露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除了刘道衡外，法科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是爱国人士和革命家，关露与刘道衡的妹妹刘文渊一起住在亭子间时，来往的朋友中也不乏倾向革命的年轻人。自传小说《新旧时代》中关露曾提到一位叫作“宋景”的女孩，叙述者“我”起初无法理解这个说话柔和、姿态优美的南方女孩竟然喜欢看革命书籍，于是困惑地问道：“你为什么对这些流血和战争的书发生兴趣，你不觉得危险和可怕么？”那女孩回答：“我不喜欢流血和战争，但我以为书上面的理论很有道理。”她认为唯有这样的办法可以解决社会与人生的问题。⑤
这些思想理念的浸染与渗透使得关露开始萌生革命诉求。1928年关露由法科大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先入哲学系，后转入文学系，开始迷恋新诗并尝试写作。但她第一篇见诸报刊的文字不是诗歌，而是小说《余君》，发表在张天翼、欧阳山、韩起等人创办的周刊《幼稚》上，刊物的一些成员是关露同学，后来南下上海，成为左联的重要成员。1931年夏，关露因为中学毕业文凭问题而被迫离开中央大学，前往上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虽然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和妹夫李剑华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这个家其实已经成为上海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国家的危难加上朋友、亲人的影响，关露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工人、兵士、农民这些底层小人物的身上，面对这块贫困、悲哀、沧桑的土地及土地上生存的民众，她用朴素而真诚的文字书写着大灾难下一个小人物的悲切与疼痛：
故乡，忆起你，/掀起我祖国的惆怅！……在我的梦中，/我也看见你在挣扎在哀伤：/你待救的呼声，/已经把四万万同胞震响。/故乡，/我曾在你怀中成长，/我爱你，好像爱我的/父母、兄弟，忠实的朋友；/我愿意以我的热血和体温，/作你战斗的刀枪。/我不能在这破碎的河山里，/重听那/“后庭花”隔江歌唱！/更不许换一个统制你的异种的新王！……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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