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样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年轻的关露努力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写诗，编刊物（《新诗歌》），接触并了解工厂女工，教她们读书、识字、编板报，主动请求并承担一些基层组织的宣讲工作和宣传任务，积极参与上海妇女反帝大同盟的筹备与宣传事务。
正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关露确立着自己的人生意义与自我价值，她并不具备敏锐的眼光和宏大的能量，但在所有需要自己的环节中认真、尽心，使得个体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在社会事务之外，关露的个人生活也体现着一个平凡小女人经营的认真。
关于关露的回忆性文字中，一些曾经去过她住处的人曾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房间不大，但“素净明洁”，摆放着一些小玩艺，充满了生活情调，那张单人小床整洁得让人不忍落座，⑥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浓厚的生活情趣、注重生活格调和品质的女作家形象。同时印证这一点的一个有趣细节是关露的整容事件。
就外貌而言，关露给人的印象是平凡而不乏清秀。在年幼的周海婴的记忆中，“关露大约二十五岁上下，高挑的身材，烫发，面貌一般，谈吐和蔼可亲，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士女的外貌。”⑦胡风的妻子梅志这样描述三十年代初刚刚认识的关露：“当时她的容貌和穿着都很平常，眼睛有点不对称，鼻子也不是理想的高鼻梁，经常穿一身蓝布旗袍，看去像个女教师或职员，不像女工。……朋友们都觉得她肯用功，有创作热情。但并不认为她是漂亮小姐，而是感到她在文雅中有学者风度。”⑧关露自己也曾提到虽相貌平常但“爱修饰”，最好是用简单而不费时间的方法“把自己修饰得好看”。并且特别指出对自己扁平的鼻梁有些不满意。⑨
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爱美之心”，关露曾做过一次整容手术：用现在美容业通用的说法应该是“隆鼻手术”，时间大约在1935年，据梅志回忆，当时曾在报纸广告栏看到美容广告，用四个人手术后的照片证明美容院的水平与效果，其中之一即是关露。所以传说中关露改变形貌是为了打入汪伪特务机构的说法并不成立（四年之后，潘汉年才有了让关露接近李士群的计划）。但显然手术并不成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鼻子有些变形，两翼发红，可能还有周期性的不适――这一切给她本人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心理与身体的不便。
不知是否出于容貌修正后的自信，关露接下了左翼剧联排演的话剧《赛金花》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色，与主演王莹一起在上海、南京演出数场，当年中央大学同学常任侠记述了重回南京的关露的变化：旧地重来，伊人已经修鼻易名，“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前所未见。……与在大学同席时判若两人”。
在我看来，如上事件倒是让传说中的“红色特工”关露变得生动起来：对工作负责，对生活认真，爱美，有时不免迎合世俗，追求爱情，但似乎对自己的爱恋对象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和了解，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也都快速地成为过去……如果关露的生命之歌一直以这样的节奏和旋律继续下去，那么她的歌声未必响亮但必然平稳、舒缓，包含可以想象的俗常的烦恼或幸福、寒冷或温暖。
《新旧时代》的后记中，关露明确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自传小说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一向都梦想与追求着自由跟解放的女性，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希望。”一个女性“从旧的封建生活走向新生活”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⑩像那个时代出生的许多女孩子一样，关露从懵懂到觉醒，从茫然被动到目标清晰的成长历程带有一定的典型性――延续这样的青春轨迹，关露的生命应该是平凡、日常的。但是很快，一个特殊的命令却终止了关露原本的生活节拍，使她接下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走进魔窟：非凡使命与双面人生
1939年深秋的一天，借住王炳南家的关露接到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转来的一封密电：“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落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小廖”即时在香港九龙的廖承志。虽然并不清楚任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关露还是接受命令很快到达香港。几经辗转，关露在香港见到了廖承志，与廖一起出现的还有原中共“特科”负责人（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直到这时，关露才明白所谓“任务”即打入日伪特工组织“76号魔窟”，接近魔窟头目李士群，从中获取情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策反李士群。
潘汉年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关露与李士群之前的关系渊源，确切地说，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李士群由来已久的接触。1933年，胡绣枫丈夫李剑华因主办抗日进步刊物被当局逮捕，胡绣枫在营救过程中偶然认识李士群并请他帮忙；一年以后，李士群被中统调查，被捕入狱，胡绣枫收留了正怀有身孕、处境艰难的李士群妻子叶吉卿。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怀感恩并寻求回报，连带对姐姐关露也比较关照。由于此时胡绣枫在湖北另有任务，打入魔窟的任务就落在了关露身上。
这个任务对关露而言至少有两大难度：一是李士群与关露姐妹相识已久，虽不十分确定，但对姐妹两人的真实身份与思想倾向有个大致的了解，而且关露那时已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诗人，公开出版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中的倾向与立场一目了然，以李士群的精明与警觉，稍加分析便能对关露的身份有所知晓，在这样的前提下，关露能否进入李士群的生活、能否从李士群那里获得有用的信息，能否保证自己的安全都是一个未知数；第二，从朋友和关露自己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出她的性情与任务中所要求的“特工”素质有着较大的偏差，这无疑更增加了整个工作的危险系数。
接续《新旧时代》的第二部自传小说《黎明》中，关露的自我定义是性情率直、喜怒常形于色：“想到了就说，高兴了就笑”，“她从来不想见着了什么人便说什么话，或者看见哪一种人便要采取哪一种语言和态度，采取哪一种说话的方式这一类的事情。”{11}胆子不大，内心也并非定力十足：幼年时庭院里异样的争吵也会让她“非常恐惧”，全身战抖（《一个牛郎的故事》），独自一人行走在深夜的静寂中，孤独与畏怯甚至压迫得她眼泪都要出来了（《秋夜》）。同在左联共事的许幸之也认为将这种潜伏任务交给关露是“欠妥”的，因为“她为人太忠诚朴质，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警惕性”，而且“生活作风一向很严谨又很脆弱，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
这样一个女人，显然没有《风声》中顾晓梦那样戏剧化的镇定冷静、义无反顾的决绝，那么她又用什么力量才可以克服内心的恐惧与软弱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关露曾在好友面前哭泣、申述自己的委屈，并不只一次请求组织允许她“回娘家”。好在李士群在摇摆与利益权衡中不想绝了自己后路，在基本知晓关露的身份后并未对她产生威胁，关露也在李士群那里了解到了他的心态与特工部动态，并成功地促成了潘汉年与李士群的会面。
与潘汉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情报计划和除奸行动相比，关露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平静、悠闲，若有似无。但对关露这样一个平凡女人来说，这段人生的插曲却具备了她难以驾驭的惊心动魄。
这次任务之后，关露虽有迫切的“回家”愿望，但鉴于她的前期工作与舆论铺垫，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继续将关露留在上海，打入日伪杂志《女声》作编辑，伺机寻找日共地下党，获取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女声》主编是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以她一贯的女性主义立场，《女声》试图给战争阴影中苦闷的妇女们一个发声的渠道，但无奈这份杂志的资金支持来自于日本军方，它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关露奉命进入《女声》之后，很快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她集编辑、撰稿于一身，写下了大量的随笔与时评，并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据当年上海地下党成员丁景唐回忆，他们曾有意识试探并利用《女声》发表文章，在上海进行“散兵作战”。
编辑与写作本身对关露而言并不痛苦，痛苦的是她必须扮演一个为日本杂志卖命的“汉奸文人”，并因此遭遇了来自于同胞的唾弃与不屑，尤其是当她的工作有时不得不与日本文化宣传发生直接关联的时候。“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召开是关露经受的一次最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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