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无奈之中，刘敬坤只好硬着头皮去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找方治。
刘敬坤：我也不知道方治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多大的官。他的屋子外面还有一间屋子，有个佣人给看着，坐了一排，有的着军服，有的穿着西装，有的穿长袍大褂，都是很阔气的。他讲你坐到最后啊，我就坐到最后了。方治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过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他一个一个会客，都走了以后我就进去。他一看我穿个草鞋，穿个短裤，他看见我先生的信了，不满现实，他说我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你念书去。我想开除了怎么念书。我叫你念书嘛。过了一会儿，他给我一个小条子，这么长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教育部赵英杰，与来人一谈，也没有写名字。他说你没吃饭吧，我讲没吃，那你就吃我的。他在那个办公室有晚上办公的工作餐，一碗饭、一盘菜、一盘汤。他说你就在我这吃吧，我出去吃。吃完了，出来以后我就问请问方先生在这里做什么?他说你看看牌子。我一看牌子，中国国民党总裁室。我的妈呀，我恐怕是在总裁室里面吃饭的唯一一个人，他就是总裁室秘书，就代表老蒋接见那些人。
解说：口袋里揣着方治给的20元钱，凭借着方治写的一张字条，刘敬坤顺利进入了教育部主办的流亡学生进修班。
刘敬坤：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学院罗刚写了《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行》，我看了以后觉得三民主义怪有道理。一个上海的学生，我记得他天天唱那个《秋水伊人》，他桌子上摆了一本书，我翻了一翻，也不知道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看，正是批判我欣赏的三民主义的。哎哟，我就拿笔和纸抄，我抄了几遍了，有好多句子我都能背上来，都能成段地背。《新民主主义论》，我觉得这个路好，这个路子对。其实那时候理解力也不怎么样，我觉得最后一句，什么“太阳快要升起，让我们双手迎接吧”，那个文章写得气势好，一泻到底，那个文章写得确实有气势。
解说：不久之后刘敬坤离开流亡学生进修班，来到了国立第九中学。然而立足未稳的他却因为参与罢考再次被迫离开了学校。刘敬坤只好和好友一起偷偷来到位于重庆沙平坝的国立中央大学，在这里，他们除了“偷师”，还要“偷饭”。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22岁的刘敬坤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地理系。他就读时候的中央大学被称为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府，他入学时这所大学的招生比例是二十比一。抗战8年刘敬坤没穿过袜子，当他穿着麻草鞋、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报到处的时候，工作人员把他当成了挑夫。
刘敬坤：如果不是公费，我们能念书吗?全是公费，大学继续招生，而且大学规模都扩大了，中央大学抗战前只有1500人，7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教育，7个学院，只有1500人，到我进校的时候，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到3500人了。
解说：根据刘敬坤的研究，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大学毕业生大约有5到8万人，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抗战之前所有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总和，许多高校在艰苦的战争期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立中央大学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敬坤：现在都讲北大怎么样，当时中央大学跟北京、联大是对劈的，它是一个系科最完备的大学，中国没有第二个大学有这么完备的系科。而且它规模最大，人才进去很多，它对中国近代学说是有贡献的，哪几个贡献?一个是生物学，中国生物学最有名的胡先骕。还有一个地学，地理、地质、气象，这里面就是竺可桢竺先生。历史，沈刚伯在中国近代讲外国史是最早的，可会讲了，上课你两个耳朵就听着，根本就不记笔记了，那真是袅袅动人啊。我们念书的时候徐悲鸿还在中央大学，徐悲鸿这个人可是很好。
解说：刘敬坤入学的时候正是国共重庆谈判的进程当中。1945年9月6号，毛泽东突然来到了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教授宿舍。
刘敬坤：毛泽东到中央大学去看他一个老同学，叫熊子容，是教育系的一个教授。那一天他坐一个吉普车，我们都在饭厅里吃饭，只听说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来了，大家都朝门口挤。我跑到那个门口，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穿一个灰布中山装，他还讲“中央大学的同学们好”，还从那个汽车里面说“中央大学同学们好”。还有周恩来，周恩来也看到了。
解说：刘敬坤说，当他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候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在他看来，当时的左派学生们都有一种简单而坚定的立场，那就是一切对共产党有利的事情他们就会坚决维护，反之则坚决抵制。刘敬坤在重庆期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刘敬坤的印象里，当时同学中倾向于共产党的人还是少数，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经常公开辩论。
刘敬坤：我们经常在重庆沙平坝茶馆聚会。我们同学中我是《新华日报》立场，还有几个是《中央日报》立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有的是《大公报》立场。到茶馆里去，《大公报》立场的人就根据《大公报》的立场来讲话，《新华日报》的立场的人就根据《新华日报》来讲，《中央日报》的就在那里公开骂，骂到最后呢，都是《大公报》的那个人讲：好好好，今天就谈到这么多。由《大公报》的那个人出钱——坐茶馆要给钱，好了，明天再来。那真是民主得很。在那个茶馆里面，我们就各摆各的道理，有个国民党的人就讲，我们现在不要按系上课了，按照党派上课吧，居然说这样的话。在1946年的重庆，很民主的。
解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力量曾经遭遇了极大的破坏。当时中共党内负责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通过武汉长江局，也就是后来在重庆的南方局，逐渐发展出三支新的学生力量，分别是以重庆的中央大学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以昆明的西南联大为中心的民主青年同盟，还有以成都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刘敬坤认为正是这三支民主力量，和上海孤岛时期的地下党组织，以及中国民主同盟，共同组成了抗战以后强大的民主力量，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1946年11月1号，中央大学在南京复校。然而仅仅半年之后，1947年的5月20号，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南京大学生就发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内战、所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游行发生三天之后，新华社发表评论说“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1947年5月30号，毛泽东写下了一篇名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他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有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文中的“学生运动”，就是指十天前发生的“五.二〇”运动。
刘敬坤：5月20号就游行了。我们走到朱家路口，第一道是警察，第二道是宪兵，第三道是骑兵，把队伍堵了，弄了个高压水龙头冲，我一下被冲到地下坐着，另外一个同学把我一拉。警察拿的是木棍，那种指挥棒，一头蓝，一头白的，就拿那个东西打，也打伤几个人。宪兵有武器，马队都是蒙古的大马，但没有开枪。结果我们过不来，我们都走小路转过来，等到过了那个防线以后又集合起来。正好那天要下雨，我们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后来我们跟他协商了，就是我们这个自治会的主席跟那个参政会的秘书长，就是邵力子跟他讲好了，不喊口号可以回到学校，结果我们在那以后没喊口号，没唱歌，就回到学校里来了。5.20之后那就厉害了，国民党就镇压了。
解说：与毛泽东的论述不同，刘敬坤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研究，认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民主运动并非“第二条战线”，而是“第一条战线”。民主运动从政治上打败了国民政府，从而使解放军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取得了胜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