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38年6月中旬刘敬坤到了武汉。在当天的报上他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不久之前的6月9日花园口决堤，报上说洪水泛滥是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所导致的。但事实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在徐州失守之后阻止日军精锐部队14师团进攻武汉，决定“以水代兵”，自掘堤坝，花园口决堤之后洪水一泻而下，日军第14师团和16师团大部被黄河水围困。6月28日日军撤销归德战斗司令部，第二天日军在徐州开联合追悼会哀悼战死者7452人。从此，日军沿平汉线南下的计划的确是被粉碎了，日军不得不改变计划，将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但是另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花园口决堤造成的中国受灾人口达到1000多万，300多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失去了生命。这个胜利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刘：那没办法，战时没办法，他如果不把黄河决口，不把那个14师团消灭掉，14师团如果攻下来以后没有人敌得住。它有两万多人呢。
解说：1938年6月中旬，刘敬坤和同学们一起从河南潢川步行到达了武汉。一首《保卫大武汉》的抗战歌曲其实就是刘敬坤到达武汉的时候学会的。那时候的武汉是国民政府主要军政机关的所在地，同时也云集了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流亡学生。武汉一度成为抗战的临时首都，这让当时只有15岁的刘敬坤印象格外深刻：那时汉口的所有学校都改作了难民的收容所，刘敬坤也和难民一起住在位于武昌的一所中学里。对他而言，当时武汉的一切都显得很新鲜。
刘敬坤：在武汉，我们那一天到南湖飞机场，顺着铁路走，看了很多苏联飞机，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叫苏联飞机，就叫俄国飞机，它那个航空服背上写着“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解说：1938年7月，武汉举行七七事变一周年的纪念大会，刘敬坤至今记得在中山公园看到的人们为抗日献金的情景。
刘敬坤：大概是个华侨，他拎个包，大概装的是钞票，很大的一个包。他说我来捐献，把他西服脱下来也捐献，后来钢笔、手表全都捐献了。我亲自看到了讨饭的献金，拉黄包车的献金，还有妓女献金——妓女，确确实实的，我们当时在汉口看到的。那个讨饭的讲，我是讨饭的，我今天就献金，我为国家来献金，他说你不相信，你可以看。那确实很感动人。
解说：当时在武汉发起救亡活动的除了国民政府，还有各民主党派，共产党人周恩来等也在武汉。刘敬坤发现有几个自己的同学背起行囊离开了学校，他慢慢知道他们是“投共”去了。
1938年8月初武汉开始大疏散，刘敬坤所在的学校已经改为国立安徽中学，学生们被小船首先运到了武昌的金口，准备从那里向湘西进发。
刘敬坤：我们船到金口的时候，日本飞机来轰炸，扔的那个炸弹把水炸得这么高，机关枪在打，军舰不让我们船靠。我们船也不管让不让，我们就要靠，靠到一个兵舰旁边，跟前大概离得还有这么远，大家都朝那个兵舰上跳，从那边可以上岸。我也跳了，因为小，身上还背了个行李，一跳，脚踩到兵舰旁边那个地方，就马上掉下去了，当时我们每一个人跳下去时都有一个海军站在那里，那个海军士兵就抓着我这个胳膊一甩，把我甩到兵舰那边，甩到地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的帽子上面写着“中华民国中山舰”，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个水兵把我一甩，掉到江里去就没命了。
解说：两个月后，这艘著名的军舰在武昌金口江面被日本敌机炸沉，全舰官兵壮烈殉国。刘敬坤当时已经离开了金口，他和同学坐在一艘运煤船的煤堆上，沿着长江前进。
刘敬坤：日本人的飞机在上面轰。我在嘉鱼县这个地方(现在叫做赤壁了，这个县靠在长江边)，一个轮船半个跑到上面去了，就剩半个，炸了，那半截大概炸沉到江里去了。这是亲眼看着的，我们坐着小木船逃跑，飞机在我们头上转，光转，也没打枪，大概看到不值得轰炸，所以我们幸免于难。
解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军事、教育和文化中心成功地实现了向西南地区的转移。刘敬坤觉得，这正是国民政府组织武汉保卫战的目的。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军队付出了自侵略中国以来最大的军事代价，得到的只有一座空城。而此时，刘敬坤已经和同学们在湘西正常上课了。
1938年9月下旬，刘敬坤和学校的师生们一起辗转到达了湖南的永绥地区。
刘敬坤：西南的落后你真的想不到。我们到了湖南花垣，那时候叫永绥，一个县城里面没有饭馆，没有一个百货店，那里的人称抗战为国仗——打国仗了，天上飞机叫洋雀，地上跑的车叫洋马。那都是西南人。不是经过的根本想不到。
解说：就在如此落后的西南，国民政府设立了22所国立中学。刘敬坤的学校因为是第八个到达西南的中学，在西迁后改名为国立第八中学。
刘敬坤：我们这个国立第八中学规模最大，有11个分校，等于一个省的教育了。上学全公费，还发衣服、棉被。
解说：刘敬坤说，在抗战的八年中他一无所有，穿着草鞋，衣衫破旧，但是他却受到了非常好的中等教育。
刘敬坤：我们那个初中教物理的就是牛津的，那个英文教员特别好，他不是跟你讲语文，他给你讲修辞学，水平特别高，可惜我们当时水平太低。那个教国文的先生是黄侃的学生，这样好的教员。
解说：根据刘敬坤的回忆，在西迁之前整个湘西只有一所很小的中学，而教育系统的西迁首先促进了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原本东部地区的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大批青年能够在战乱中继续学业。陈立夫在1938年1月成为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在任期间国民政府改写了“中央向来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国民政府规定，抗战期间学生的学杂费一律免收，而且吃饭不要钱，这对于沦陷区来的学生是最大的福音。
刘敬坤：抗战8年中间，全是公费，如果不是公费我们能念书吗?大学继续招生，而且大学规模都扩大了。你想，抗战前二十几年只有五六万大学毕业生，那时候一个大学的规模都是很小的，而抗战后一下子就出来五六万、六七万大学毕业的学生，这是中国很大的一笔智力财富。我有时候讲抗战8年，国民党打仗那个事情我们且不讲，国民党就从这一点来讲不能否定人家，那么样一个国家，那么困难的时候，人家没有停止办学。我有个亲戚在台湾，他后来回来，他说，台湾就靠我们在大陆上去的那些人，他讲，我们去的无论如何没有留在大陆上的人多，可是你们都没有得到用。这话讲得很实在。
解说：六十七年前刘敬坤十五岁，那一年，他在偏僻的西南山区享受到了读书的乐趣。1938年10月底，学校派人辗转三千里把“图书馆”运到了湘西。在学校的图书馆，刘敬坤看到了《大公报》，看到了《新青年》，也看到胡适、陈独秀以及毛泽东的文章。可是书读得多了之后，刘敬坤却上了学校的“黑名单”。从1938年10月开始，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仅审查各地的图书出版，对于阅读所谓违禁书籍的学生也要严密检查。这时，陈立夫的老部下邵华成为国立八中的校长，刘敬坤不久就成了邵华眼中的问题学生。1943年，刘敬坤接到了勒令退学的通知。
刘敬坤：那个训导主任很好，训导主任讲学校里也不挂牌开除你，邵校长讲了，你自己退学走吧。他总共给我200块钱，给我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印维廉，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专管跟共产党作对的;还有一封给国民党中宣部的原副部长方治，他从前给他当秘书;还有一封给一个姓吴的。我就拿着这三封信到重庆了，到了重庆还剩7块钱。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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