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11月16日,国民党军已经攻破山海关防线。而中共在热河及东北的部队多数是新部队,没有训练,老部队也是系统各异,加之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且指挥机构尚未健全,补充给养均成问题,要有效地完成拒止蒋军出关的作战任务,可能性很小。
形势突然变化,独占东北计划受挫,令毛泽东颇感不快。加上自抗战胜利及重庆谈判以来的过度劳累,毛泽东一下子病倒了。
19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一面表示理解苏方所面临的外交困难,一面仍继续坚持毛泽东原定的方针,强调东北大局未定,仍应集中主力于南满,拒止蒋军登陆,力争大城市,努力掌握全东北。但次日即改变方针,决定放弃独占东北计划,“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只是仍寄希望于苏军能够允许部队在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一段组织战场,打击北上蒋军;而一周后,东北门户锦州失守,拒止蒋军进入东北已无可能,刘少奇不能不进一步根本改变原来的设想,要求部队去占领东、南、西、北满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时在内部被中共称为“辰兄”的苏军,被称为“友人”的苏联大使,以及长期以来被称为“远方”的莫斯科,真的乐于看到这样的一种格局。实际上,正像斯大林反复讲过的那样,他的最大心病就是美国人。他还当着蒋经国的面讲过:“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苏联大使在得知山海关失守后,也一再问过周恩来:美国人是否和国民党军队一起进入了东北?其实,他们并非不清楚,只要国民党进了东北,美国人到东北去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东北问题不可能告一段落。
毛泽东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说走法国的道路实在危险
在毛泽东生病期间,发生了一件几乎要扭转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有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参加调处的国共两党的停战谈判。
由于国民党军大批北上,又有美军撑腰,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为缓和华北的军事压力,并利用在东北占据的军事先机迫使国民党承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中央对举行停战谈判表示赞同。
停战谈判顺利地举行了,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停战也实施了,但是,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不仅如此,在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中,还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受影响”。结果,正如东北局事后所说:由于“国民党仍可向东北运兵,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的”。中共本来想趁谈判全国停战之机使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这样一来反倒南辕北辙,越走离目标越远了。
1946年1月10日,按照国共两党发布的公开命令,全国范围的停战开始了。但至少在东北及其相关地区,没有谁相信这个命令会真正起作用。就在停战令下达一周之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在营口就发生了冲突。中共中央要求停战小组出面调停,试图迫使国民党承认东北存在共产党力量的事实;蒋介石却坚决拒绝,根本不承认在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
紧接着,在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又先后进入东北,开始抢占长春路以外的中共占领区。要想保住根据地,已非打不可。只是,刘少奇认为,和平已是大势所趋,“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在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的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因此,“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
所谓“历史新阶段”,即是我们所熟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当时的形势,和平的呼声和压力确实很大。特别是旧政协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之后,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因而主张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所谓“法国的经验”,说到底就是军队国家化。而当时人们对于法国共产党将军队交出去,使之国家化的最终结果,了解得也不是很清楚。周恩来在介绍“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时,就曾特别讲过:法共当时如内战必然失败,政治资本也会失去,而同意将军队编人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因此,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于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出指示,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几个月后就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吗?
自1945年11月中旬末病倒以来,毛泽东没有再出席中央会议,参与中央决策。尽管在这个时候,即1946年1月底,他已经大致恢复了健康,据说上述指示也曾经过他的“修改审定”,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似乎很难设想他会真心赞成这种“法国的经验”。
2月12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整天会,这是毛泽东病后出席的第一个中央会议。他虽然只参加了上午半天会,但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改变了认识,意识到走法国道路的危险性,蚀本的生意不能干。刘少奇也开始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的话,“蒋对我们军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更精于“计算”。
自1月10日停战协定签字,至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党的整个政策的倾向性。但是,直到2月10日上午发生国民党人捣毁重庆各党派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众多民主人士的“较场口事件”之后,毛泽东才确信到了可以表明自己想法的时候。在他看来,蒋介石对共产党只有两手,一是全部消灭之,二是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因此,坚决反对反共反苏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方针,历来如此。可惜,蒋介石稍微放一下长线,大家就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用他的话来说:直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才又清醒了些,这实在危险得很。
苏军希望中共放手大打,毛泽东提出:力争以长春为我首都
再度确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幻想在东北一仗解决问题了。
2月13日,改称“民主联军”的东北中共军队对进占秀水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其5个营。国民党老羞成怒,公开宜布军事调处不包括东北在内。这样一来,战争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
回过头去总结过去谈判的教训,刘少奇坦率地承认,允许国民党进东北而未解决东北问题,“是一失着”。眼看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而自己却既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中共方面深感被动。 正在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方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使苏方极为愤怒,苏军代表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他们明确告诉中共东北局,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他们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来,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3月8日,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将政权交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红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苏军也将不再向国民党交接;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
东北局提议,趁苏军突然撤退,国民党不敢冒进,迅速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并将后者吸引在长春路沿线。但是,在重庆负责谈判的周恩来认为:目前局势是美苏趋向于解决问题,故东北问题也应争取得到解决。他建议,继续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但同时要求对方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不得随便增兵。这时仍在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也倾向于争取东北和平前途,故明确指示东北局: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地区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是,不能一般性地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撤区,因苏军已经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我不能让。
东北问题至此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苏方得知中共意见后,首先就持反对态度。苏军代表声称,目前不是主动让步的时候。他们一再询问: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都不驻兵。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倾向于东北局的意见的。注意到局势的复杂,他不顾医生劝告,停止了休养,又开始参加到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决策中来了。
3月15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周恩来: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不要答应国民党其他条件,苏军态度极强硬,将有重大发展。
16日,毛泽东在转发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时,再度提醒周在东北问题上要强硬,称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长春路全部及苏军全部撤退区,具体问题必须协商解决,让他们去与我东北前方将领商谈。
1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发来的东北停战协定草案时批示:请东北局速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他并且明确要求东北局根据苏方建议,立即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所有苏军撤退区。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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