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9月9日，延安方面接冀热辽军区电，得知十六分区曾克林部已于8月31日在绥中县山海关外与苏军“会师”。据随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说明，苏军态度很好，他们主动要求曾克林部配合他们攻占山海关。山海关占领后，苏军即任由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治安。李运昌抵达山海关时，苏军指挥员专程前往迎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随后，两军还在山海关开了一次“盛大联欢会”，并联合举行了入城式。苏军还允许曾克林部乘火车前往锦州及沈阳，并接收沿途的部分地区。同时，胶东区也报告说，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苏军一位少将专门接见了吕易等，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并同意中共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比较此前在张家口地区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得知美军登陆的消息后，苏军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日本占领东北15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的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很好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工作条件极为有利。光是在山海关附近，很少几支部队就收编了伪军三个团又十五个“讨伐队”，人枪上万。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9月11日，书记处决定：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千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另从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去，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
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书记处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苏方鼓动中共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信心十足
就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几乎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卫戍司令部，直接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由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负责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这典型地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关系对八路军颇多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当时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固然纪律松弛，酗酒、搞女人，还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虽严加惩处，直至枪毙，亦难约束；然而，苏军的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姆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让曾克林部接管沈阳治安，就说明了苏军的这种心态。
不过，让八路军公开进入沈阳并负责警卫，苏军无疑是在冒严重的外交风险。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苏军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绝非明智之举。因此，这种情势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9月14日，显然是依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委婉地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这就是，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原则上都不应进入东北。已经进入沈阳、大连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它们退出红军已占领之地区。但在非正式的谈话里，贝鲁诺索夫同意，只要军队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他同时还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 如果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在外交上的处境，我们似乎有理由对苏方这种官冕堂皇的表态，特别是随后将曾克林等部硬性“请”出苏军占领区的作法表示不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显然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反而深受鼓舞。与苏军代表谈话当天，中共中央就迅速通报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时马上组成了中共东北局，第二天随苏军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协调一切。根据曾克林及这时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得知东北日军遗留武器弹药甚多，苏军对八路军利用这些武器持放任态度，出关部队及新建部队已发展到万余人，均已顺利取得新装备。据此，书记处当即下令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从班、排、连、营、团连同事务、政治工作人员配备齐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毛泽东得讯后也深表赞同，并明显地倾向于赞成整个战略中心依次北移的意见，提议：新四军江南各部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也是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由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他们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战略重心千万不要南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
克尼德涅夫将军的意见显然是来自莫斯科的。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方态度如此明朗，战略重心整个北移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刘少奇当即指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17日，刘少奇代表书记处致电毛泽东等，提出：“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刘少奇的解释是：“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人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
应当说，此着也已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他和周恩来复电称：如能将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就什么也不怕了。
苏宣布提供几十万武器装备，要求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苏军支持中共态度之日益明朗化，或多或少与美军9月13日在青岛登陆有关。斯大林1945年初在雅尔塔会议上虽然促使美英领导人承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但毕竟无法明文限制美国人进入东北。他最怕的就是美国人染指中国东北，因为一旦形成这种局面，苏联远东地区就可能受到威胁。美军登陆华北，当然使俄国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仅华北毗邻东北，而且热河、察哈尔及绥远邻近外蒙，同样让莫斯科放心不下。因此，苏军急切地希望中共能够占据热、察。
可惜，这时八路军北上部队的集中速度和开进速度，还远不足以实现苏军的期望，就是距离毛泽东的设想也相差甚多。
八路军开赴热察和东北的行动，自8月底就开始了，但总共不过几个团的兵力。除李运昌部以外，原定万毅部从海上运去，却因种种原因，直至9月底也只有一个连到达东北。大批部队9月下旬才分别开始从晋冀鲁豫等地或陆路，或水路，或武装，或徒手，陆续动身赶往热、察和东北。书记处很快就发现，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冀东地区集中起8到10万人。待布置妥当，两个月左右才有把握投入战斗，“更快则不可能”。而蒋介石运兵可能较我迅速，就是我军先期控制了冀热辽和辽东半岛，蒋军也仍有可能深入东北。因此，书记处的意见是，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做长期打算，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
对于中共面临的困难，苏联方面自然很少了解。9月30日美军进一步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眼看美军节节逼近东北，苏方迅速做出决定：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在东北立足。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后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陪同下，专门出面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负责人彭真等。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他高度赞赏地说：“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说这表明你们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你们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需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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