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这支部队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强大的军队。
进入东北的八路军与苏军士兵相遇
谈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不能不谈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东北问题。毛泽东有再多怨言，也从未在东北问题上抱怨过斯大林。为什么?道理很明显：如果说过去俄国人的主要援助都给了国民党，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东北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这时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加上其他方面的来源，使这支过去因装备落后、弹药缺乏而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强大的军队。正是依靠这支军队，共产党只用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国民党。
这一巨大胜利的取得，固然有很多原因，诸如政策正确，民众拥护，指挥得当等等，但中共军队从东北获得了大量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同样是这些将领们在指挥：十年前，鏖战甘肃黄河两岸是何等的艰辛惨烈，两万红军健儿竟会全军覆灭于与土匪无异的“马家军”骑兵手下；十年后，他们宛如蚊龙出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东而华南而西南而西北，横扫全副美式装备的百万国民党军，锐不可挡。武器装备之重要作用，于此一目了然。当年兵败河西走廊的徐向前元帅就曾深为感慨地说，假如那时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苏联准备好的大批武器弹药，背靠苏蒙，如虎添翼，再来收拾“马家军”，还不是一样易如反掌!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虽然我们很难推测，1936年红军如果得到了苏联的武器援助，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无论十年前还是十年后，毛泽东都深知获得先进武器装备之重要，并深信他必须、也只能从苏联得到这种援助。
1935年，当长征中的中共中央被迫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时，就是毛泽东提议：“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如果能打到苏联边界，背靠苏联创造一块根据地，我们就能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
1945年，又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我们要“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
十年前与中共擦肩而过的机遇，十年后终于被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因此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尽管毛泽东后来没有提到过这段历史，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他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用“小米加步枪”的故事来鼓士气、壮军威。用毛泽东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认为，计算精确就能实现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1945年8月15日，从外蒙古大举向中国察哈尔地区推进的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刚一得到消息，毛泽东就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不惜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作战，争取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
17日，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部队，兴冲冲地派出一队骑兵赶往张北，准备与苏蒙军建立联系，以便配合作战。不料，这支骑兵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家门”，就被大批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兵围住并缴械。带队的干部解释了半天，徒费口舌，对方一句也听不懂。又连比带划地折腾了半天，才让苏方大体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位上校参谋解释说，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些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人，怎么会是八路军。
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初次接触所产生的这段小小插曲，足以折射出双方当时关系的微妙特点。两军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但中共中央却深感庆幸，因为这一经历证明，苏军至少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当然，为了不给苏军留下不良印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门发布指示，要求所有需要与苏军接触的部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段时间要根据一两条消息来判断局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延安得到确切情报，苏联已经在与重庆政府缔结的中苏条约中正式承诺，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另一方面，来自前线的报告显示，苏军对八路军态度尚可，并愿让八路军担负其进攻的破路行动。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毛泽东当即指示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同时紧急从各区调遣近十个团的兵力及一个干部团，开赴热河及东北，准备“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然而，斯大林一封要毛泽东务必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使毛泽东的计划转眼间似乎又成泡影。
毛泽东不是那种容易气馁的人。他很快调整了原先过于雄心勃勃的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但并没有放弃夺取东北的决心。他强调，原定派遣进入东北的部队暂时留在关内，在热河发展待机，干部可到苏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工作同样大有可为。他的中心盘子仍然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即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国民党只派行政大员象征性地接收。在这个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就谈，不同意就“准备坐班房”。毛泽东确实是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的。他明确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危险”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达不到目的，决不轻易妥协。
在前往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已经了解到中苏协定的条文中有苏联承诺不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的文字。如果苏联真的照此办理，再加上美国已动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蒋介石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调运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机会和时间来争取东北呢?但毛泽东还是信心十足，为什么?他在政治局会上解释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允许苏军留在东北三省，这对我们就是很有利的。他显然相信：外交是外交，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实际上还是会支持我们的。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相信中共仍有机会争取东北。只是，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外交形势下，要善于运用谋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加上计算”。
刘少奇担心苏军态度，主张慎行，毛泽东坚持至少派30个团
“计算”的重要性，在这时显而易见。在动身赴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与留在延安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等专门商量了争取东北的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毛泽东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毕竟很少可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关于迅速进入东北的重要指示。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毛泽东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则只好交给国民党。而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趁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圃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他于9月7日明确提出：去东北部队只保持原定的5个团，“因情况不明，暂时决定不派更多部队去”。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复电称：热、察两省为我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需，除去东北者外，仅控制热、察两省就应有20个团的兵力。而去东北的部队除原定的5个团外，至少应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抽出10个1500到2000人的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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