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二：国军其实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
国军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的失败，也有战术方面的原因。国军在敌后战场，因为过于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变游击战为兵团战；当日军扫荡根据地时，往往如正面战场一般寸土必争。其结果，往往是损失惨重。如卫立煌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高沟深垒，大造防御工事，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三面围攻中条山时，根据地内的7个主力军被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的后果，是防御工事被日军攻破，根据地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中条山根据地也彻底丢掉了。于学忠在鲁南战区，庞炳勋在太行山根据地，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相比而言，共产党部队在敌后的策略要灵活得多。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来避开日军的锋芒，而极少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而不是保存地盘，换言之，即严格贯彻所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日军对这一策略显然毫无办法，因为日军的扫荡很显然是暂时性的，无法持久，日军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因为尽可能减少了部队损失，每当日军撤退之后，共产党的游击部队总有足够的力量卷土重来。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曾对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过这样一种评价：“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可谓中肯之语。
原因三：与中共部队摩擦不断，内耗严重
国、共冲突，也是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坚持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奎松说：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则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国共间的这种摩擦，几乎遍及长江以北的所有敌后根据地。在河北与山东，八路军取得了完胜，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力量彻底从二省退出；但在苏皖地区，则遭遇到了不小的挫折，双方摩擦不断，最后终于出现皖南事变――事变前夕，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发出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开始选择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如此，一方竭力谋求扩张，一方竭力阻碍扩张，激烈冲突自然在所难免。
结语
无论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正规战，还是其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本是无待后人“重新发现”的史实。早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就明确承认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战场上的贡献。毛泽东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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