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敌后抗战功勋卓著
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抗战，取得了相当重大的战果，譬如：在第一战区，张荫梧所统率的河北民军，在1938年春，曾深入冀中，在安国、博野一带游击，击败了日军一个联队，而被白崇禧赞为奇迹；冀西游击司令孙殿英，则屡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深入磁县附近机场，毁坏日机多架；山西太原失陷后，卫立煌部退入晋东南山地，建立起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该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了日军的重兵围攻扫荡，直到1942年5月，才在日军10万兵力的压迫下丧失根据地；与中条山根据地唇齿相依的太行山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在日军5万多兵力，30余架飞机的猛烈攻势下被迫放弃。
再如：在第二战区，阎锡山将整个山西重新划分为了七个游击区。徐州会战之际，第二战区为配合正面抗战，全线出击牵制日军。徐州会战结束后，陈诚在《台儿庄歼敌战》的总结电中说：“战略上成功之原因，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在东北四省不算）计共有五十五万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陈诚此处所说的山西境内的“二十万之游击队”，指的主要就是第二战区在阎锡山指挥下的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在1938年春，共产党的游击队数量还相当之少。国民党战史书也说，由于“全面游击与反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达四个师团之兵力，并使平汉路方面之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
再如：在第三战区，武汉会战时，该战区编组特种部队，向皖南长江沿岸游击，袭击日军运输船只及军舰。日军占领武汉后，第三战区为截断日军长江运输线，1940年4月，第32集团军第147师组成若干游击支队、潜往皖南敌之重要据点，并在长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袭击敌舰及运输船只，还奇袭马当要塞，全歼矶田守备队一部，焚毁敌人司令部与弹药库后安全撤出。此次袭击，迫使日军增派一师团以上兵力守备长江交通线，其牵制效果相当明显。
再如：在第九战区，据白崇禧日后回顾：“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
……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坚决程度，亦可从这些阵亡的高级军事干部名单中看出，他们是：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
国民党广阔的敌后根据地何以中途夭折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国民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相反，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在这八年时间里，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原因一：国民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介石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国民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时期，一度达到100余万，其先后开辟的游击区与抗日根据地，又大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这些地区可攻可守，且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害，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如第二战区在晋南会战后“牵制着日军约7个师团之兵力于晋绥地区”；卫立煌部在中条山根据地长期“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这种牵制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短期作用，则如前文提到的，徐州会战期间，为防止日军增援，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再如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游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又如枣宜会战期间，大别山游击部队“自5月中旬在广水、信阳一带京汉铁路进行游击活动”，并渡过汉水在日军第13师团警备地区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战”，“截断平汉路，威胁及破坏敌人后方，使敌补给联络发生极大困难”……
如此种种，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国民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如以10万兵力扫荡中条山根据地；以五万兵力扫荡太行山根据地……而日军以万余兵力反复扫荡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则更是极为常见之事（如鲁南游击区）――正如学者杨奎松所说：“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招致的扫荡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这一现象，不单单发生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