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厚道的李明达对此事守口如瓶，直到2006年5月NHK跟随李振盛到哈尔滨采访时，他才说出这个秘密。“李明达是我遭难时遇到的‘贵人’，我永远感念他。”
1990年，王国祥第一次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当年的自己，“照片感觉是作为‘文革’反面人物用的，大有贬低之意。”
他看后心里很不痛快，但此后，只要看到刊登《虔诚者》那张照片的报刊杂志，他都收集起来。“《中国二十世纪全记录》，在640页上登了这张照片，我那时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但我花了三百多块钱买下那本书。”
“我是李老师记录下来的一个历史符号，向世人昭示了中国所经历过的那么一段7亿人民学毛选的历史。我觉得这一个美好的记忆，不应该产生任何贬义。”
2011年10月，王国祥开始写回忆录，“一天写三千字，不写完我就不睡觉，100天我写完了30万字的回忆录。”他用手写，用完了厚厚几沓稿纸，起的标题是《虔诚者》。
李振盛鼓励老朋友把自己的经历真实记录下来。他自己人在纽约，却每天都要刷新微博，还鼓励王国祥学习使用电脑，使用新媒体。
“微博是个好东西，很多历史真相我都是从这里看到的。现在才知道，当年的很多典型都是虚假的，那么多谎言，让我们这些真诚相信和追随过的一代人情何以堪。”
自2003年以来，《红色新闻兵》一书陆续推出英、法、德、意、西、日等多种文字版本。由普雷基策划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环球摄影展也在多个国家巡展，累计观众人数已达两百万。
展览中，李振盛为观众呈现的除了那些罕有的见证历史的珍贵图片，还有许多实物：黑龙江日报社在“文革”中颁发的印有“最高指示”的《记者证》；用毛泽东手书拼成的“红色新闻兵”和“红卫兵”袖标；各种不同版本的“红宝书”；下放柳河“五七干校”时所填写的“五七战士”登记表；参加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采访拍摄时佩戴的白底黑字“记者”布条……
他的微博最大特色是“有图有真相”，关注和转发最多的则是他拍的“文革”老照片和当年为适应政治需要所修改的新闻照片。
修图最开始是迫于无奈，后来渐渐发展成为自觉行为。为了修改新闻照片，那时我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毛泽东像，专门用于修改图片。
1966年8月12日，我在黑龙江省委大楼门前拍了一张群众欢呼游行的照片，画面里有三处严重“政治错误”：一是群众挥舞小旗子把“最高指示”的两个字遮挡了，不修改会被扣上“恶毒篡改最高指示”；二是群众振臂呼口号的拳头重叠在后边的毛主席像上，不修掉就像是“拳打毛主席”；三是群众高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相框，在黑白照片中成为黑框，不修掉就会成为“恶毒诅咒毛主席”的严重罪行。为了让这张照片能发稿，我赶紧用广告粉修整，最终见报了。
1969年冬天，我在柳河五七干校拍了一张五七战士与贫农老大娘学毛著的照片，背景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由于焦点对准主体人物，致使背景的毛泽东像虚化了。审稿时，工宣队女队长说，“毛主席像怎么能虚呢？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我找一张清晰的毛泽东像贴上去，这样才通过了。
在全球巡展中，他将这些照片与原图对照展出，“这算是我的忏悔与反思。对待历史，不能掩饰，不能回避。”
虔诚到底
老哥俩彼此挂念，但思想上已有显著的分歧。今年春节前后，两人通过一次电话，不太愉快。
“李老师说我写的东西是党八股，我很生气。我钦佩他为历史留下记录，不想评价他，但他现在……自由化思想很严重……”
越洋电话里，李振盛叹一口气，“国祥老弟好多想法跟‘乌有之乡’的人很像，我是有些失望。”他的关切之心还是掩藏不住，“你们去东北采访他，拍照了吗？给我发几张好吗？我想看看他的近况。”
齐齐哈尔铁锋区一个棚户区，王国祥和老伴肖敏住在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小屋子里，他刚刚过了70岁生日，女儿送的一束康乃馨有些凋谢了，老俩口没舍得扔。屋内陈设十分简单，“凑合住着，等拆迁了再添新的。”
3年前，他离了婚，与肖敏结合。李振盛在电话中调侃，“国祥老弟，你真行啊，你这是与时俱进呀”。这个事情也让李振盛有些许感慨，“他原来的妻子很能干，俩人是在珍宝岛庆功会上认识的，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支前模范，他俩结合，当时也是传为佳话的！”
“家庭的事，好多没法跟外人说，我离婚不是什么‘小三’插足，我们两口子结婚三十多年，也打了三十多年。”王国祥摇摇头。离婚时，他净身出户，只从家里保存的那些毛主席像章里挑出了专为纪念珍宝岛而发行的十几枚像章。
“我不是什么既得利益者，也没从这个体制中获得什么额外的好处，1979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是副县级，干了整整28年退休，还是一个副县级。”他拍着那厚厚一摞《虔诚者》手稿说，“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当初不是政治投机，现在我也不觉得后悔、过时，我是虔诚到底的。”
我不是“毛左”，我认为几代领导人中，能超过毛泽东的，没有；但他们做的超过毛泽东的事，绝对有！减免农业税就是。
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几十年来，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我以此指引人生，终生受益于此。
我虔诚地对待毛泽东思想，我忠于毛主席，我是虔诚到底的。我不会说一句倒戈反水的话。毛主席在“文革”中的确犯了错误，但是绝对不能因此就贬低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也应该一分为二来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怎么那么正呢？哪有卖淫嫖娼的？哪有吸毒贩毒的？
斗私批修，整治错误思想，狠刹不正之风、惩治歪风邪气，干部的娇气、傲气、贪污、腐败被扫得一干二净。
那时候的风气你们根本想不到，就是正，请客送礼的几乎没有。那真是个路不拾遗的时代，没小偷，没抢劫。大家都过着一种共产主义的生活。风气多好啊，现在要达到那种程度，社会那可真是美好。
现在不行，现在这个社会我有很多看不惯，社会风气已经坏到一种不能容忍的程度。
他原本打定主意，在部队干一辈子，但1975年，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消肿”裁军，明文规定，“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地方政权，参加过‘三支两军’的，都要转业”。
所谓“三支两军”是指“文革”期间，解放军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因为“学毛著”成名，王国祥在“文革”期间深得组织信任，曾作为军代表担任过黑龙江省革委会委员、鸡西市革委会委员。
“当兵17年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吃苦耐劳。一天割6垄小麦，一顿吃8个发面饼，一天喝6壶白开水……那真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一张转业名单嘎然终止了他的戎马生涯，“没啥说的，愉快服从吧！心里当然有疙瘩，但看跟谁比去。珍宝岛打仗，牺牲的战友他们又跟谁比？不管怎么着，我们活着呢，还要啥？老婆孩子都有了。”
转业到地方后，他先是分配到北方无线电一厂当副厂长，分管销售。凭着军人的战斗作风，他带领销售人员全国各地奔走，开拓市场，还出过一本书，“《推销员与推销术》，被齐齐哈尔市经委指定为厂长经理学习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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