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之战中两个文革亲历者的左右转人生(组图)

　　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任仲夷，在李振盛为他拍的文革中惨遭批斗的照片上签名

　　“林彪摔死了”

　　1971年9月，在部队的王国祥和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李振盛都听说了那个骇人的消息。

　　“林彪摔死了！”

　　李振盛最早是从一个朋友嘴里知道的。他对林彪并无好感，第一感觉是这个代表着极左势力的人倒下了，政治形势将出现重大改变。

　　但在王国祥心中，林彪是个不折不扣的军旅英雄，“我很崇拜林彪，他是我们军队的副统帅，骁勇善战，斯大林要用3个师来换他一个人。”他不敢也不愿意相信那个坏消息，“我真是用了很长时间来转那个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都写进党章了，为什么还要抢班夺权呢？”

　　此时，李振盛已经在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两年了。

　　“五七干校”，是1968年根据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的《五七指示》兴办的“劳改营”式农场，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

　　柳河五七干校是毛泽东做出批示的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十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除此之外，各省市地县还办了数以万计的“五七干校”。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此类干校方才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我们去“五七干校”，是接受农民的再教育，种地、割草、砍柴、伐木和修路。很多人悲观地说这辈子再也干不上专业了。但我坚信将来还会干摄影这一行，所以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和手指，因为有人在电锯上干活时失去了手指。

　　除了艰苦的手工劳动之外，晚上我们还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参加讨论，并根据毛泽东思想分析我们的世界观。

　　在柳河“五七干校”，已婚夫妇不允许住在一起。我妻子祖莹侠在另一个连队，有时在劳动时能看到她，但只能相互看一眼，点头打个招呼。后来，每对夫妇每月有一个晚上能够在一个小房间过夜。当我们在一块时，莹侠常哭诉，实在难以承受超强劳动给她的伤害。

　　我们的儿子笑寒只能送到山东老家由奶奶来带，当时孩子还不到一岁，奶都没断。我们非常想念他，但不能够表示出来。从生理上、精神上、心理上，都在受罪，但这些情感决不能外露，必须表现得积极向上，诚恳接受改造。

　　“林彪事件”之后，社会空气悄然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寻找各种理由离开干校。李振盛回哈尔滨休假，发现红卫兵、批斗会、高帽和批斗牌子都不见了，“大家都放松下来了，想待在家里，培养孩子，自己动手做家具。”

　　1972年，在干校苦熬了两年多的李振盛夫妇又回到《黑龙江日报》，他的第一个重大采访任务是跟随拍摄西哈努克亲王在哈尔滨的访问。当他站在一辆红旗牌敞篷摄影车上时，突然意识到，经历过批斗、抄家、寒冷的拉练和五七干校的劳动后，“我挺过来了，仍然在这里，仍然站着！”

　　为历史作证

　　1987年，李振盛拿出压在箱底近二十年的《虔诚者》，与另外19幅“文革”纪实图片作为组照，参加“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这次摄影大赛开创了将新闻摄影、纪实摄影、摄影创作分单元竞赛的先河，影响甚大。

　　李振盛这组名为《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新闻图片荣获大赛最高奖项――“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翌年3月，这组照片和其他获奖作品一同在中国美术馆展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参加开幕式时接见李振盛说，“你为人民记录了历史，为民族做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正在北京开会的任仲夷一连去看了3次，在自己当年被揪斗的照片前，久立不语。

　　任仲夷当时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批斗时，两个大汉将他揪到台上，一个红卫兵端过来一脸盆墨汁擎到任仲夷面前。先是逼着他把两只手伸进墨汁盆里，蘸满气味难闻的墨汁，往自己脸上涂抹。

　　或许是觉得他自己涂抹的程度还不够劲，还远远不像“黑鬼”的样子，那个红卫兵将脸盆高高举起，对着任仲夷的脸、眼睛和鼻孔使劲往上一抖，墨汁顺着他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 一直滴到水泥地上。

　　又一个红卫兵，拿起饱蘸墨汁的一支毛笔，在任仲夷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过瘾，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从任仲夷后脖颈子灌进去，只见墨汁穿过腰间又顺着双腿流淌到脚下，灰蓝色裤子从里往外渗透出一道道的墨痕。

　　我当时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拍摄出来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血，是泪，还是墨。

　　任老后来让他的孩子专门来北京，找我要照片。并且对孩子说，“这张挂牌批斗的照片是我们任家最宝贵的财富。”

　　李振盛的“文革”照片获大奖后，《黑龙江日报》的同事对他感慨地说，“当年，我们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党叫拍啥就拍啥，只拍到了历史的一半；你是三心二意听党的话，让拍的不让拍的你都拍，却拍到完整的历史”。这也让与他同时代的摄影同行们心情复杂，他们中间不少人也曾将那些瞬间定格在底片上，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都太听组织的话了，组织让上交就都乖乖上交或者毁坏了。”

　　“从拍摄的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上交底片，”李振盛开玩笑说自己天性叛逆，“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不能只说自己见证了历史，我必须拿出自己的照片来作证，有图有真相嘛。”

　　当他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批斗时，便把“负面”底片转移到家里，在俄式平房木地板一角锯开一洞，将近万张底片用油布包好藏在地板下边。下放五七干校时，李振盛想到，万一生命遭遇不测，这些底片永无见天日了，便请报社里为人忠厚的李明达到家里，像刘备托孤似地对他说，我们万一出事了，请你设法把这些底片取走保存好，将来会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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