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里，他40天不睡午觉，从废弃的木板上拔出了一千多斤钉子，被连队树为“学雷锋节约标兵”；为了给连队营房建设赶进度，他一宿不睡，搬开了压在施工线内的10卡车石头。
我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不仅能干，还能把它写出来。我把事情做完了，就给它一总结，提升一下，点题升华用的都是毛主席语录。
连队把我推荐到团里，上面就派人下来，帮我组织写讲演稿啊什么的，我每件事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个怎么干的，什么思想指导下干的，它与我们整个全局什么关系。
第一次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代表大会，是参加某省军区的一个报告会，我一个小班长，头一次见那样的大场面，吓得两个脚发软直哆嗦，走路都走不动了。李老师给我拍照片那时，我已经出席过很多类似场合了，脱稿讲，也可以讲得很生动、很自如了。
1968年4月18日出版的《黑龙江日报》，记录了李振盛和王国祥的第一次相遇：
4月16日傍晚，在讲用会（学毛著讲用会）代表的驻地大门口，突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把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一位刚刚讲用回来的解放军战士身上，只见他的胸前、背后、臂袖和军帽上，到处金光闪闪，浑身戴满了毛主席像章。这位年轻战士，是出席大会的代表、驻军某部一连班长王国祥同志。
当他的讲用一结束，从七八岁的红小兵到白发苍苍的老贫农，从下乡知识青年到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纷纷拥到台上，把自己身上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佩戴到王国祥同志的胸前。
……
王国祥同志的胸前已经戴满了毛主席像章，人们还在往他的后背上戴；衣服上戴满了，还往哪里戴呢？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戴在帽子上！”顿时，王国祥同志的军帽上，又戴满了几十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
王国祥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深深知道，革命群众热爱的不是自己，热爱的是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切荣誉归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振盛当天的采访原本已经结束，他用仅存的最后两张胶片抓拍了王国祥。赶回报社，从两张照片中挑出自己喜欢的那张发稿，“军代表”摇摇头，“忠于毛主席嘛，应当是高高兴兴才对，这个战士的表情，怎么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手中的相机完整记录了我在‘文革’中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时候，我是满心拥护、一腔激情地去拍，到了后来，有意无意之中，我试着寻找一种角度或构图，来表现我认为已有些疯狂的那些场景。”
《红色新闻兵》出版时，该书编辑罗伯特・普雷基（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被业界称为“能左右世界新闻摄影走向的人”）与李振盛约定：所有照片都不进行剪裁；所有图片都尽量准确地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真实反映历史进程。
那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拍摄“消极”照片――即所有批斗和折磨人的“负面”图片。全国各地革委会宣传组还曾多次下令摄影记者上交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李振盛坚持拍摄并保存那些可能毁灭他政治生命的照片，把底片存放在办公室抽屉一个自制的暗格里。
“我不能因为成功了而自我拔高，说自己是出于什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最初，我只是单纯地相信照相机的记录功能。”在长春电影学院读书时，前辈吴印咸老师的一句话刻在他脑子里了，“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发生在眼前的事，无论好坏，都是历史。”吴印咸生于1900年，职业生涯长达七十多年，是中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
在“文革”中，李振盛从最初的欢呼，到后来开始怀疑，再到反感，到憎恨。“文革”捣毁寺庙和拆毁东正教堂，他怀疑是在革文化的命；残酷批斗让他感觉太不人道；当自己也被打倒时，开始憎恶了。发生在身边的惨剧，更让他端起相机时心绪难平。
我的初恋女友叫孙培奎，是我们长春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同学。她母亲是大连金县纺织厂的女工，“文革”中被诬是地主家庭出身，遭到批斗，还给抄了家。她不想在游街示众中遭到羞辱，便上吊自杀了，没想到绳子断了，便一头撞在石头上，死得很惨烈。培奎也被说成“地主狗仔子”，混入教师队伍的“假模范”，受到调查。
1967年4月，她来到哈尔滨。说我是新闻记者，又是报社革委会成员，前途光明，不想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她给我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
两个月后，她寄来一封信，并附上她的结婚照片。她还劝我应当和她也认识的祖莹侠好。
1968年1月6日，我和报社同事祖莹侠结了婚。结婚10个月后，她的父亲也自杀了。他只是一个乡下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就因为医术比较高明，工资较高，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有一天晚上，几名造反派先将他在屋里用火炉烤得满身大汗，然后逼迫他脱掉外衣只穿背心和短裤到室外去，说是让他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罪行”。他在雪地里站了几个小时，几乎冻成冰棍。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为了做人的尊严，第二天便在隔离室里上吊自杀了。去世时，他还没见过我这个女婿……
“这些事情直接改变了我对‘文革’的看法，1968年秋冬，政治风云变幻，我自己也被打倒了……”
1968年清明节，李振盛在刑场拍摄了一些照片。那次行刑一共枪毙了8个人，其中有两个人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他们因为散发了一张油印的小报《向北方》，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因为他们“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
两人中名叫巫炳源的死刑犯，听到判决时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闭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没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离拍摄尸体，但他还是拍了一些特写镜头。由于当时他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我都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受难者的照片在定影液中渐渐浮现，他默默念叨，“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要记录历史。”
其后半年，他仍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
1968年12月26日，李振盛被报社的“支左小将”押到台上，站在他曾经批斗过别人的地方，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被批斗了6个多小时。革命群众高呼，“打倒李振盛，迎接光辉灿烂的1969年！”
1969年转眼即到。这年3月，王国祥当上了红一连的指导员，随部队参加了珍宝岛保卫战。
炮弹在他和战友的身边爆炸，“心脏都要震出来了”，同时，他的精神世界经历着更为深刻剧烈的震荡。
他最好的朋友王庆容，在战斗中牺牲了，留下40块党费和一封写在纸烟盒上的遗书。“那封带血的遗书，我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什么时候都能背出来。”
战争结束后，和往常一样，上面下来人总结经验，“整材料”。
他对这样的宣传套路无比熟悉，但在亲历了炮火和牺牲之后，事情变得不一样了。
总要我们往高拔，我特别反感。战士打仗哪有这么多想法，最大的想法就是，我手上有枪，我不能让敌人打着自己，得先把敌人打倒，就是这么简单。
再说有的人都死了，怎么找他去聊？怎么去给他提升思想？但他们就是故意地要拔高，要提高到什么反修防修，提高到什么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他们写总结材料时就说，我们的战士在阵地上想着毛主席的语录，什么敌人来了高呼毛主席的语录……没有那个事儿，战士看到敌人进攻来了不赶紧以牙还牙、以炮还炮、以枪还枪，猫在那儿记语录？
我过去做报告、写材料，大话空话也有，但好歹总是先有事实，再提升拔高，像这样一件真事儿没有，全是假话的整材料，真是头一次碰上，反感透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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