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与国人的“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之梦

　　复兴社骨干曾扩情。1934年，蒋介石曾特派曾扩情为军队党务视察员，专门视察驻守在豫、鄂两省的杂牌军的党务。临行前，蒋介石交待曾说：“在视察党务中，要特别向各军讲明，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是每个军人不可缺少的信条”。此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德、意两国一战后迅速崛起的模式的热衷。

　　张君劢。与以《独立评论》为阵地的胡适、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样，张君劢、张东荪等深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同样也在思考如果构建一个具有高度威权和效率的中央政府，来领导国家民族克服危机。不过，与胡适、丁文江等人执著于民主、独裁之争不同，张君劢非常鲜明地支持民主，其理由是：专制国家是把人民压制着跟政府一条心；而民主国家是人民自愿跟政府一条心。所以，民主体制更适合挽救民族危亡。

　　丁文江。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丁文江是“独裁派”的主将。丁氏赞同民主，但鉴于目前旦夕亡国的形势，丁氏退而求其次，更期望一个强力的新式独裁者出现。按丁氏的理想状态，这个独裁者应该具备如下素质：“一、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她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胡适。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胡适作为“民主派”的主将，显得相当落寞，支持者并不多。胡适在论战中回避了证明“民主比独裁更有助于挽救民族危亡”这个现实问题，而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论证“在中国推行民主体制要比推行独裁体制更容易”这个命题上，其理由是：“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民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

　　结束语

　　关键词：法西斯主义 一党独裁 国民党 知识分子 独裁与民主

　　丁文江有一句话对的，已经获得了历史的验证：“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所以，在1930年代，“冠山”们相信“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蒋介石相信必须走“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的道路；知识分子们则选择做“实际主义者”，期盼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出现。

　　但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红太阳，国民党也没能成为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自始至终有名无实――在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固然实现了“以党统政”；但在省县各级地方，国民党却不得不实行“党政分开”体制，乃至于1931年之后，地方党部不得不仰地方政府之鼻息以求生存――最能说明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地位差距的，莫过于一个省党部书记的月薪，尚不及一个县长月薪的一半。地方党部的极度衰弱，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用他的说法，“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对照1930年代的德国，不难理解蒋介石这番痛心疾首的真意之所在：德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党独裁，党部力量强势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蒋介石也不可能获得“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机会”，他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欲以法西斯模式救国而不可得，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