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追求的具体实现方式，正如复兴社骨干刘健群1933年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持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项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刘健群所谓的这三个要点，概括起来就是：1、一党专制；2、领袖独裁；3、计划经济。这些其实也正是当日国民党人所理解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容。1969年，刘健群在台湾接受学者易劳逸的采访时，曾如此不无感慨地评价自己当年的理想：“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复兴社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以国民党为唯一执政党，以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复兴社视此为复兴中国的唯一途径。复兴社的另一领袖人物贺衷寒，1937年3月在《前途》杂志上刊文《现代政治与中国》，即公开宣扬这种救国路径：
“到今天这时候，大家当然可以看出晚近由失利中复兴的国家，其政治几无一而非举国在一个政治信仰一个政治领导与一个政治目标的确立中得到成功，这即是说明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那末，我们中国有认识的人士，今日又何必徘徊瞻顾而不立即急起直追，走上这条成功的大路，而要求花样百出，喊甚么各党各派合作的口号呢？总之，大家如果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决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反是大家如果不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又何从得到合作的途径咧！？即使表面可以一时勉强合作，又有甚么好结果咧！？中国国民党在其五十余年奋斗历史的过程中，对国中任何革命派别的人士，无不尽量容纳，大家现经觉察国家民族的需要，何不迫切了当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目标下来从事国家民族复兴的奋斗咧！？……同志们，这里有我们国家民族的事业，这里也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是时候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大家一起来奋斗！”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刘健群与贺衷寒们“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路径信仰，其实也是蒋介石的救国路径信仰。蒋氏在1935年前后对蓝衣社的一次训话中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法西斯模式的热衷：
“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何以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蒋氏其实早在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的开幕致词中已有详细阐释。与“冠山”相似，蒋氏也先分析了“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的种类：“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党治者居其二。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继而，蒋氏具体阐释了这三种模式，并认为只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对中国现状具有借鉴价值：
（1）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法西斯主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蒋氏的理由是：“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逞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换言之，蒋氏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很适合改变当下地方势力格局称雄的局面，更能满足团结抗日的需要。
蒋氏这种救国路径的信仰，也深刻地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代的外交策略上。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类传统帽子格格不入，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更重视对德外交，而不是对美外交。直到德国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并承认汪伪政权，双方的亲密关系才宣告破裂，南京也才将自己的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苏俄和美国。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里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传递给德国政府的如下信息，很能说明“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与南京的外交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名德国顾问写道：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通过他的代理人得到有关我们党完整的资料。对于他，有一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党是怎样成功地在党的追随者中间维持严格的纪律的，以及如何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或对手的，而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所要的这些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党卫军，而是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知识界同时期也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冠山”是何人？其言论在普通民众当中有多大的代表性，是一个难以具体数据衡量的问题。“复兴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意志，其实也很值得怀疑，蒋介石在1931年的被迫下野，就很能说明国民党内部分裂状况之严重。但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已经足以说明，“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这样的救国模式，在当日确实有它的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在1933年末知识界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所发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当中，可以看得更加具体。
【蒋廷黻：中国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与“冠山”们一样，这场论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挑起此次论战的蒋廷黻，其《革命与专制》一文开篇就说：“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廷黻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不革命的中央政府”都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革命势力”的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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