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廷黻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丁文江：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蒋廷黻的这篇文章，是1930年代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导火索。随后，大批知识分子分成“独裁论者”和“民主论者”加入到了论战当中。值得深思的是，绝大多数“独裁论者”，一直以来都是民主思想的传播者和倡导者。譬如钱端升，早年曾竭力批判专制体制是最不稳定的政府形式，故不可取。但在1930年代这场论战中，钱氏却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独裁论者”的阵营里，其理由则与复兴社诸人相当一致，认为英、美议会政治的衰落和德、意独裁制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钱氏认为，中国欲谋复兴，必须完成工业化，而“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
再如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编辑注：“民主与独裁论战”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深远影响，编辑将用另一个专题来详细阐述，本专题只作简单介绍）
《社会主义月刊》。又名《民族与社会月刊》，1933年3月创刊于上海；上海社会主义学会编印；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各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研究法西斯主义理论，1934年6月第2卷第4期出版后停刊。与西方一样，1930年代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唯一的共同点在于：所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推崇，实际上都源自对德国一战之后由弱国迅速崛起的经验的强烈兴趣。
《前途》杂志。1933年1月在上海创刊，是国民党青年骨干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主要阵地。1935年《前途》第3卷第2期刊有署名为钱崇惠的一篇文章《意大利巴里拉少年团之概况（罗马通讯）》，其中说道：“一个蕞尔横在地中海内，多山地，少平原的岛国，十年前，内忧不止，外患频乃，散乱如麻，素为欧洲乞丐之邦；自受法西斯主义的洗礼，竟一跃而挨进世界强国之林，迄今更以欧洲后进少年之美名，夸耀于天下了。凡游历过意大利研究意大利新政的，谁不赞叹墨式十余年来努力成功的迅速？谁不深信法西斯蒂魔力的伟大？”由此不难看出1930年代德、意两国的迅速崛起模式，对中国青年的吸引力。
复兴社骨干贺衷寒。贺氏认为，近代政治，“今天只有法治的政治和党治的政治，没有什么真正的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换言之，贺氏不赞同通常的“民主政治”与“专制（君主）政治”的划分模式，而只承认“以法治国”和“以党治国”两种模式。进而，贺氏推演出另一个结论：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唯一的救亡办法，就是厉行“以党治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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