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口战役:一个农民用六年拯救一场被遗忘的抗战

当年物资匮乏，当地村民捡拾日军钢盔做成水瓢等生活日用品。

展厅的天花板上铺满“南口战役”阵亡将领的照片和简介。

　　纪念馆：有，总比无好

　　杨国庆想给南口战役建立一个纪念馆，是因为台儿庄。“南口战役的意义一点都不比台儿庄弱。从规模上讲，南口战役中国军队参战6万人，伤亡3万多，致敌伤亡15000人。台儿庄参战46000人，伤亡失踪7500人。从时间上讲，南口战役早于台儿庄战役半年多。虽然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南口战役却是抗日战争初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团军阵地作战。为什么台儿庄战役有纪念馆又被拍成电影，南口战役却没有多少人记住呢？”

　　杨国庆固执地认为，南口战役之所以和台儿庄战役有这么大的区别，是因为他的指挥者是汤恩伯，而不是李宗仁。

　　1937年，南口战役发生，《大公报》的记者方大曾到战场实地采访这位将军――

　　“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的确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都不要命了，大家都决心把一条命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绥东所见到他的那样状态，他穿一件短衬衣和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时间，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来维持着，瘦得跟‘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原来是一定很合适的，但是现在看去，已经特别肥大了，大得能伸入一只手去。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么卫兵、勤务兵呢？早已经加入火线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挥，对着兵士沉痛地说：‘我们要好好地打呀！’他只能说这样简单的话了，他简直就不会再说第二句话。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就充满了泪水，怎么能流出来呢？只好又从鼻子里噎了进去。”

　　这位将军，在南口战役几个月后，再次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在那场战役中，他的部队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后来，人们只记得李宗仁。

　　“都是为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就应该有人记住。”杨国庆点燃一支烟，手在发抖。他铆了一股劲，要在南口建一个纪念馆。和杨国庆熟悉的人，都说他现在魔症了。

　　妻子薛佩英也有些意见。店里生意都交给她，丈夫每天跟上班似的，天不亮带上点水就上山，风雨无阻，三年算下来，车的开销、店里雇人、活动的开销，七七八八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特别让薛佩英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谁知道战场上都埋了些什么，万一出个意外，怎么办？

　　“建纪念馆，最难的还是身份问题。”杨国庆谈起他目前的困境，叹了口气。

　　平时上山收集残片，杨国庆没少被护林人、管理者驱赶。“他们问我干吗的，我说收集战争残片的。人家问我哪个单位的，我说我是个农民，结果人家就把我轰下山。”

　　杨国庆觉得需要开个介绍信，证明他不是干坏事的。他到昌平区档案馆，希望馆里能给开个证明文书，结果失望而归。

　　此前，有人在日本购得两册有关南口战役的画册，捐给昌平档案馆。这是档案馆关于南口战役的唯一文物。档案馆文物征集科科长徐连英说，杨国庆收集战争残片，我们表示欢迎。

　　2008年清明节，杨国庆再次上山，看到那些散乱在山梁上的战士的遗骨，杨国庆的心里沉甸甸的。回来之后，他修修改改，认真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昌平的区委书记，一封寄给区政协主席。现在也没有回音。

　　“也许是人家工作太忙了。”杨国庆这样解释道。

　　时代也在变化。2007年1月，昌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昌平区区志办公室汇编有关历史资料，出版了《南口战役》一书。

　　2009年3月29日上午，杨国庆又去了一趟昌平区档案馆，看望他存放在档案馆里面的东西。那些他花了三年时间搜集的残片，现在被堆积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这是在昌平发生的战役，昌平应该做出一些事情。政府不来弄，我就自己弄，弄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总比无好。”

　　这天晚上，平时不喝酒的杨国庆要了几瓶啤酒。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最近想做个碑。“我去有关部门提过这个想法。他们说这不是你想弄就弄的。政府不同意，我就想自己掏钱做块碑，自己背上阵地。比如850阵地，牺牲了那么多人，应该有个碑。”

　　其实，70多年前，有一个人曾经有过和他一模一样的想法。

　　“这回如果丢了南口，对于这一批阵亡将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纪念碑，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复南口之后了。”说这句话的人，正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时任第十三军军长，后来被列为“战犯”的汤恩伯。

　　至今，南口克复已经6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