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遭镇压后，吴克泰被通缉，来到上海，这期间没再与李登辉联系。当年8月下旬，吴再返回台湾，任台北“市工委”委员，“学工委”书记。没多久，“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告诉他，李登辉要求退党，要他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把李登辉留住。在李登辉的女友曾文惠家，吴终于找到了李登辉。问李为何要退党，李回答说党内不纯，有人有野心。并表示退党后，一定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吴克泰看其去意已决，没有多说什么，回去后马上报告了蔡孝乾，蔡一脸勃怒之色，但只好被同意了(参见《吴克泰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版)。
退党后，“普罗寮”里仍不时有左翼青年出没。来得最勤的是陈炳基、林如堉、李苍降、李熏山四人。其中，陈炳基、李熏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不过李登辉不知道而已。四人有意成立一个组织，吸引进步青年从事社会运动。组织名称沿用毛泽东当时正侃侃而谈的“新民主主义”，以“新民主同志会”命名。作为发起人之一，李登辉也参加了该会。在陈炳基、李熏山的工作下，同志会的几个人一起要求集体加入中共，且定有彼此保守秘密的君子协定。刚退党不久的李登辉，不便明说，也不好反对，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
李登辉很少参加“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让当事者记住的仅是，1948年“二二八事件”周年纪念前夕，当时“新民主同志会”发起人每人草拟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最后由组织决定圈选一篇对外散发。五人里，自视马列的书读得最多，又是唯一喝了洋墨水回来的李登辉，自认为自己写得最好，可组织上选定的是李熏山的文章。他颇有些无奈地将此文邮寄到各公家机关及公司行号，并在台湾大学内张贴。这是李登辉最后一次参与“台共”及“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
同年夏，李登辉退出共产党。他此次的理由是，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自己是学经济学的，有兴趣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却不是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有兴趣。他又一次承诺，对“台共”和“新民主同志会”的一切事务，日后均绝对守口如瓶，“同志”不再做了，还会维持“朋友”情分。
两段在“台共”的经历，李登辉的“红色岁月”，加起来还不足两年。
笔者忘记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
尽管李登辉这类从日本回台湾的“台共”成员，和岛上的大多数共产党党员，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想法上基本一致，但彼此之间，仍存在着某种复杂微妙的差异。有过日本经验或受过日本文化影响的“台共”成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如郭琇琮这般坚忍、谦和又具包容性的人不多，多的是自认受过西方先进教育，平日自视甚高，举手投足之间，不免有些骄矜，骨子里瞧不起从大陆派来台湾、或本土草根阶层里冒出来的“领导”，看他们没有文化，缺乏素质，彼此在政治理念上也多有歧异，共处日久愈难弥合。双方的尖锐冲突自然与日俱增，李登辉一类人与“红色革命”分道扬镳，只是早晚的事情。
当年“新民主同志会”的五名发起人里，李苍降、林如堉遇害，陈炳基、李熏山坐了多年牢狱。1950年，二进二出共产党的李登辉，主动办理了自新手续。此后，受到政治监控，最长一次被情治部门连续审查七天。
二十年后，在其“农复会”上司沈宗瀚的力邀之下，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的推荐下，引起蒋经国的注意。1972年为蒋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蒋经国告诉眼前这个面有忐忑不安之色的中年人：你的有关材料已经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
众所周知，“好好做事”的李登辉，最后坐进了年轻时他和许多左翼青年立志要推翻的这个政党的“总统府”……
审查李登辉时，谷正文虽已卸下长达十七年的保密局侦防组长职务，转调由原保密局改制为情报局的督察室主任，但仍有机会参与讯问李登辉，并对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农业经济学硕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讯问当时，牛树坤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待客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鼻上架着一副细金边近视眼镜，穿着撩起半截袖子的白衬衫，整个外型，显露出几分风流俊俏。
从他的眼神、仪态及应讯时的简洁回答中，可强烈感受到相当浓厚的绅士气味。不过，我却同时认为，像他这种外表过于拘谨、个性处处流露出过分雕琢痕迹的青年，对事情不会有太大的热情，对问题也不会有独特的见解，所以不可能在共党组织中有大作为。
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结案前，李登辉被暂置在调查局新店休养所(调查局处分失职人员的禁闭所)，与当时的苗栗调查站站长翁文维同房。李登辉在休养所大约待了四个月，才由他的顶头上司、农复会主委沈宗翰与秘书长蒋彦士出面将他领回……(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新店：独家出版社1995年版)
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与李登辉这般信仰善变者，不在少数。他们离郭琇琮的信仰，至少相隔九座阿里山。他们是凭着一股压抑与愤懑，被裹挟进红色革命中来。这些人多半视参加红色革命为解决个人现实困境和岛上未来政治构架的选择之一。当此种选择，不久便成了虎口之羊、流水落花时，他们的恓惶退出——或者重新选择，或者从此风流云散，就是正常不过的事了。他们之中，甚至包括了后来主张台湾应归联合国托管或独立成国的一些分裂分子。
再有，与蓝博洲笔下的“共产青年”们相反，当年参加红色革命的一些人，他们的理想是物质化的，可感可触的，在他们眼里，这“台共”就是一家业绩良好的期货公司：如同经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蔡孝乾，也打算到故土台湾来衣锦荣归，醇酒美人，香车宝马，他们认定一旦解放军攻陷下台湾，这家期货公司，必定能够兑现出种种非同小可的利益来。他们曾目睹日军统治台湾时，那些趁机配合的“先知者”是如何藉之成为富商、地主、权倾一时的要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五星红旗插上宝岛之前，他们也须抢先一步，搭上这班可能飞黄腾达的特快列车。
作此想的，有商人、小地主，也有社会名流。前者是要从有产者变为更大的有产者;后者则是期待在新政权里做官发财，或者还出自于不甘寂寞、总想走入时代聚光灯下的本性。当期货公司不能将期货变为现货，而且，还面临蚀去老本的巨大风险;当特快列车出发了，驶向的却不是原定的黄金海岸，而是靠近了万丈深渊，他们像沉没前船舱里狂奔的老鼠一样退出公司，宁肯摔破脑袋也要跳下列车，便有着百分之三百的心理驱动。至于一些来自农夫、工人的参加者，大约便像列入“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的鹿窟村的村民了，他们不会有期货公司那般大的愿景，也难萌生抢先登上特快列车的心机。据也出身于共产党的谷正文观察，多数的“台共”基层成员，对共产党都没有深入的认识。他们是肤浅的，大抵只把共产党看成了当今的水泊梁山，除了名称和它的宣传口号，对共产思想的了解几近幼稚。
他们肯定又是朴素的。“柴门闻犬吠，风雨故人来”，若身陷生活困顿之时，“故人”允诺他们将会有足够多的牛奶和面包，好日子也会随之来临，他们便会推开柴门迎迓而去，为“故人”而作息，也为“故人”而坚守。倘若“故人”的允诺，越来越像是墙上画饼，纸上谈兵，无需外部环境的恶劣，大概他们自己就会急着回到柴门后的老日子里去，望着如豆的油灯，自我解嘲地叹上一句：
没找到茅房，解什么裤腰带呢?
三“叛徒”问题的再思索
外面环境的日益严酷，亦是变节者、自首者大量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情势。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从此，大陆和台湾在地缘上被一刀割断，“台共”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成员们所翘首以盼的解放大军终究没能到来;一场因东西方冷战而起的全球性反共风暴中，原本孤家寡人的国民党当局，终于回黄转绿，卸下“外患”，得以从容地、大刀阔斧地解决“内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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