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随笔》2013年第2期，作者：胡平，原题：《坚贞者，变节者，自首者》
一血流在清白的衬衫上
从1946年7月蔡孝乾奉命抵台，组织中共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算起，到1952年5月，陈福星等“台共”劫余干部重建“省工委”计划失败，相对于“二二八事件”前的老“台共”，新“台共”存在了近六年。
这六年中，前三年和后三年的境遇，可谓云泥之别。
前三年，“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台共”党员人数激增一倍，且组织布建大致完善，上有“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下有条条块块的“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高雄市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台湾学生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等台湾“省工委”接受中共华东局的领导和指令;
后三年，与大陆方面失去联系，几成自生自灭状态，各地“台共”组织、武装基地，陆续遭到破坏与围剿，大批党员和外围群众被逮捕，劫余干部多转入地下，或颠沛于逃亡途中。
倘若说，在前三年“台共”还能在宣传“共产”、扩大组织上有所作为，在大陆对台情报工作上有所配合，后三年里，它自顾不暇，生存难保，倘若还有在自保其身外的余力，也大约耗费在了如“小延安”、“小型万里长征”这样一番壮丽的设想里……
但不管前三年，后三年，新“台共”及其外围组织里，不乏信仰坚贞者。
他们多是尚未到过大陆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不曾具备本土运动中真正的中国经验，但他们从小受日语教育，在皇民化年代长大，由于异族统治下自发的民族感情，“二二八事件”后急速滋长的反国民党情结，又有“台共”各层组织对于未来新社会的描绘，陈仪任省主席治下仍能由书店买到的琳琅满目、包括部分马列经典在内的社会科学启蒙读物的熏染，使他们的理想跃过了风涛翻卷的海峡，真情拥抱将要荡涤去一切污泥浊水的红日般鲜亮的新中国。
其中最具代表者是郭琇琮，日据时期因组织反日组织遭判刑5年，出狱后又组建战后岛内第一个学生进步组织——台湾学生联盟。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院做外科医生，并在台大医院发展了几名“台共”成员。1948年6月，他列席了中共华东局召开的一次决定台湾未来政治格局的“香港会议”。期间，组织看了一场歌剧《白毛女》，尽管郭琇琮家境优越，父亲是彰化银行一分行经理，在当时台湾社会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家里不但住洋房，二层是会客厅，会客厅里还有一架光可鉴人的钢琴，他仍被这出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成功地播下“阶级斗争”理论、开始普遍视“富人”为“恶人”的戏剧深深打动。他和堪称是“文艺青年”出身的蔡孝乾共同感叹：戏剧真是可以教育、唤起民众，尤其是在革命大好形势如桅杆一样即将升起在海峡此岸之时，更有烈火烹油之势……参加“香港会议”回来后，淡眉静目间有一份从容笃定气度的郭琇琮，代理了台北市“工委会”书记，不久正式担任书记。
“台大医院案”的涉案者、眼科医生胡鑫麟，在上世纪90年代，对采访者厘清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国民党在大陆已遭到人民唾弃，“二二八事件”以后，在台湾更是完全失信于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然是主张民主改革的共产党了。当时的潮流就是这样。全中国标榜公正进步的报刊，几乎都响应中共，学潮所示，青年知识分子都心向共党，连外国，包括美国，也看好中共。台湾也差不多，想做官发财，就投靠国民党，想为重建台湾尽一点力，就要借重中共。当时的中共，取得政权以前的中共的声望实在太好了……(《医者之路》转引自蓝博洲《这个人，国家不能让他活下去了!──许强医师》)
此外，蔡孝乾等人身上“中共长征干部”的传奇色彩，似乎也让全无中国经验的知识分子对红色革命心生向往。也是台大医院医生、郭琇琮的革命伴侣林雪娇曾如此表示：
被白色祖国抛弃的台湾人，当时只能带着愤慨投靠蔡孝乾。当我们见到曾参加中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蔡孝乾时，受到很深的感动。尤其看到蔡孝乾在长征时灼伤而红肿的双手时，更让知识分子崇拜他。其实，当时知识分子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中共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引自朱家慧《太阳下的两个作家：龙瑛宗和吕赫若》台湾文学研究工作室网站)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坚贞信仰，虽不足以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及天庭饱满、胆魄非凡的毛泽东，却足以让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形同为台湾人民许诺了一个理想的天堂。为了这个天堂的降临，他们不惜血卧青春，走上刑场。
颜世鸿，念台大时加入共产党，1950年6月被捕，被判12年徒刑，其同案有十一人被判死刑。过了一甲子，他向采访的记者回忆道：关在青岛东路三号的“房客”多是知识分子，包括律师、外交官、医师，大家身边都有书，互相借书讨教。他本人也整日坐在马桶边读书，有时候风卷起青岛东路上的树叶，飞越那高高的墙，几片、几片的落叶就飘落到这永远无树的牢房里，好似预告不久之后，一些生命亦将会如此地飘落。有狱友每天不到清晨便起床，换好干净的内衣、衬衫后静坐。直到确定今天逃过一劫，他才脱下外衣，颜世鸿形容这是“临死的典礼”。还有狱友，每天背英汉辞典，背一页就撕一页，仿佛这撕去的是生命的一页又一页……
蓝博洲先生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一书中，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林雪娇说：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15个，有时19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郭琇琮枪毙当天，我爬到窗口，因为他是关在楼下，我关在楼上，我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
大学时代，郭琇琮在读过一本《脑神经解剖生理》的翻译书后，神差鬼使，提笔在扉页上写下一段文字，为自己的命运作了预言：
如此致密锐利的大脑，也敌不过一粒子弹。
“光明报”一案发生后，一天入睡前，郭琇琮忽然对妻子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将来可能要牺牲的!”怀抱初生婴儿的妻子，纤手撩动着孩子红扑扑的脸庞上那一片细细的茸毛，对生命之春的美好无限憧憬，却对一个总是将历史的胎动死死压于腹中的政治的残虐浑然无知：“别说了，即使日据时代，也没听过谁因思想而被杀头的。”郭琇琮去书房拿了一本书来，是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第一本小说《爱国者》，小说时代背景从1926年直至1938年的中国大陆军阀混战时期以及其后的抗日战争。他翻到其中一页给妻子看，这是描写一百多个爱国青年在长江畔被枪决的文字……
“台大医院案”的涉案者，年纪小郭琇琮几岁的苏友鹏医生，近四十年后回忆道：
那时候，老蔡(即蔡孝乾)就关在我们的斜对面押房里。当他被提出押房受审，走过各个牢房前面时，几乎每个牢房的人都对他唾骂。彼时彼地，郭大哥却似乎能深一层地看待一个“转向者”的复杂处境吧!他一直不曾流露出对老蔡的一丝怨恨。郭大哥不但不咒骂老蔡，有一次还跟我说，他这一生，在做人处事上最钦佩的人，便是老蔡了。然而，郭大哥眼看着老蔡每次出去受审，回来没几天，就会送进来一批同志，也开始有点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就在老蔡再度被提出外受审，经过我们牢房时，郭大哥才走向前说：“蔡大哥，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扩大下去了……”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理解，郭大哥对人人恨之入骨的老蔡所抱持的谅解与尊敬。后来，国府当局也想说服郭大哥向全省人民广播，以换取个人自新的机会，他们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并且举陈独秀为例说，像你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共产党里终有一天也会被批斗的。然而，郭大哥却始终为那纯粹的信仰坚持不渝。这是怎样的一种恢弘的人格啊!(蓝博洲著《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台湾INK印刻出版公司2005年5月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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