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大陆难民在香港的简陋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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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一轮大规模的逃港潮骤然而至
“大放河口”的潮水退去不久，接下来的大饥荒，使广东省企图偷渡的人数再度激增。虽然宝安县1959年粮食丰收，并无饥荒之虞，但是全县副食品供应不足，与香港居民生活差距较大。
1961年6月，宝安县呈递报告，申请允许组织群众将柴草出口香港换肥料。时值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报告获广东省委批准。8月，宝安县再度呈递报告，申请进一步对港开放，允许居民“每月去港不超过5次、每次每人带出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物件重量不超过 5市斤或价值不超过5元”，获得省委再度批准。
事实上，陶铸在6月两次视察宝安县时，认为适当放宽边防，对搞活地方经济有好处。”同年9月25日，广东省委又一次同意放宽边境。
次年3月，广东各地开始出现饥荒，同时，“英国女王登基周年大放（入境）三天”等谣言四起，一轮大规模的逃港潮也骤然而至。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
宝安县委于1962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叙述：“这次大批的群众外流是从4月27日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潮，5月22日采取‘堵截’等措施后，至月底基本平息。由于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不仅惠阳、东莞、宝安三县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往边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时铁路、公路客运顿然紧张。从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
事态愈演愈烈，已经超出控制范围，超出1957年的状况。到港人数的增加，引起港英当局，甚至国际上的关注。周恩来总理对此作重要指示。 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把被港英政府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逃群众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而此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发生6万余居民逃苏事件，下半年，中央再次提出狠抓“阶级斗争”。深圳河边放宽政策再度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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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偷渡的红旗村”，青壮年逃了大半
从1963年搞“四清”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偷渡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跟“阶级斗争论”挂钩。
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结合到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问题，宝安县决心在梧桐山上的西坑村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连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此外，文艺工作者还排演了戏剧《仇恨》，讲述一位少女偷渡香港后与流氓结婚，最后染上梅毒惨死街头的故事。在场观众无不被之感动，这时候，事先安排好的人就会出来，带领观众高呼口号：“逃亡香港死路一条！”
可是，口号喊完了，肚子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知青的困顿仍然未解开。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最终还是守不住。
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在一次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演出中，帷幕拉开，竟找不到饰演主角李玉和的演员。事后一查，方知其人原来已经跑了去梧桐山的那头―――香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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