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30年前内地人偷渡香港 被称“大逃港”(组图)

逃港者

　　在深圳蛇口的“海上世界”地铁站不远处，有一片宜人的沙滩，边上是永不打烊的欧陆风情休闲区。坐在那些露天的咖啡馆或酒吧里，海风拂面，视野开阔。从这里，往东南方向远眺，隐约可见香港元朗。

　　30年前，无数内地人诀别家人、不顾生死，跨越这看似触手可及之间，逃赴香港。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边境大小规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屡屡发生。其间，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4次大规模逃港潮，逃港人数就达50多万人。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称为“大逃港”。

　　事实上，逃港是30年间一直存在的现象。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偷渡外逃共约56万人次，逃出14万人。参与者以广东人为主。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统计，至1978年，深圳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由西线泅渡通常是首选。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意即“有去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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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荒废的村子，告诉我们这块土地上曾发生的事

　　为了解其中真相，现居深圳蛇口的陈秉安在20多年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员，收集了大量资料。2010年10月，藉相关档案公开与改革开放30周年之机，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大逃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该书面世后，一度引起极大关注。这本书也为陈秉安个人带来不少争议。面对赞誉或是批评，陈秉安说：“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

　　意识到这个空白，是1985年的一个冬天。当时刚到深圳工作不久的陈秉安，对东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广袤空地产生了兴趣。在手上那本70年代印制的地图上，他看到那里被清清楚楚地标识为“径肚村”。

　　这位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带上地图，骑上单车，跑到了边防禁区，试图一探究竟。在一条长满野草的小道边，他发现了地上的砖瓦残片，拨开密密麻麻的芦苇，看见好几截破败的土墙。这时，他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荒废的村子。 这让他联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参加的一家酒店开业庆典上的情景：迎宾、入座、烧爆竹，一切都很平常。但在主人致辞时，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站在台上念了一半欢迎辞的总经理，突然捧着讲稿号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只见他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那位总经理的眼泪、那条无人的荒村……让陈秉安首次想到了“逃港”二字。

　　自此，他开始去发现并接触身边林林总总的逃港者，或是他们的亲人。他开始寻访这段在广东人中家喻户晓、却失落于公共视野的历史。在粤港之间，在山脉与河流之间，他寻找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当年在此岸之辗转，及对彼岸的寄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