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机里的个人机会
1980年，9岁的王鸣峰跟随母亲和弟弟迁居香港，至回归之时，在香港的生活时间已是内地的两倍。但他说，回归对自己而言，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感情上要做一个准备。他说自己“年少就对历史感兴趣，过去100多年中国比较差劲，归根结底希望她强大”。
然而，这的确是他人生的大转折，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
刚进入到德辅，26位大律师就走了四位――他们是典型的“移民潮”的尾声，他们对于回归后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否会改变深有疑虑，这在当时几乎成了香港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于个体来说，王鸣峰从危机中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当英国籍的大律师离开之后，王鸣峰说自己有了更多崭露头角的空间。
机会在随后的金融危机中到来。和大多数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行业不同的是，专攻公司法律业务的王鸣峰反而获得大量业务。
他是幸运者。“大量公司倒闭，很多清算破产的法律业务，找大律师没那么多的钱，我这样刚出来工作的律师有了用武之地。”说到此处，稳重而谦和的王鸣峰有了小小的激动，颇为得意回归之时的选择。
业务量之多，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在办公室加班到凌晨三四点，在办公室一角的椅子上，至今仍放着一套被子以备不时之需。
得益于业务量激增，王鸣峰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小团队。到今天，他已经成了24名学徒的师傅。
这种师徒关系，在英国普通法谱系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13世纪后期，一个被称作“法律学徒”的特殊社会集团出现于英国，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已经实现法律教育从学徒制到学院制的变迁。
但在香港，每个大律师都有自己的师傅，且“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大律师们小心翼翼地坚守着这个传统。最著名的莫过于，现任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即是前任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的最后一个徒弟。
“法制比回归前更好了”
王鸣峰认为，即便在英国本土，对于法律传统与法律制度的坚守，也没有做到香港这般完美。
早年由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敏感，2003年“七一大游行”曾有人打出标语质疑“香港法治已死”。然而，根据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就司法公正而言，香港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5位，在亚洲更是处于领先地位。
在王鸣峰看来，“15年中，香港经历了金融危机、SARS风波等大事的冲击，15年很多东西都变了，只有法治未变。”
他用德辅大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来佐证，“我刚到这个所工作的时候，所里只有26位大律师，现在有54位大律师，要不是法治得到维护，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的优秀法律人才聚集到香港。”
根据香港律师会会长何君尧在2012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提供的数据，相比于2010年12月底，香港执业律师的人数由6782人上升至7101人，升幅4.7%，而香港律师行的数量，则由764个上升至782个，升幅2.4%。
此上升幅度略高于2001至2010年律师及律师行的每年平均增幅（分别为3.3%及2.2%）。何君尧据此判断，“本地法律行业一直在稳步发展。”
1997年回归之时，这一切并非如今日这般乐观。不仅仅有一批资深的大律师离开香港，王鸣峰说，“英国籍的法官也大批回到英国，如果没有优秀的法律人才，香港的法治很难想象有今日这样的状况。”
在香港，律师比法官的收入高得多，然而又必须吸收最优秀的律师进入法官队伍才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司法裁判。
从小要强、考试都要争第一的王鸣峰对法官队伍的专业水平和公正程度深为信服。“他们遴选法官的标准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德高望重’。”
王鸣峰将此归功于两任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和马道立。“两任首席大法官为维护社会公义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有办法将业内最顶尖的人才请来做法官。”
“比如邓桢，在香港律师界赚钱他稳居第一，我跟他一起办过案子，他能够很快地抓住案件的重点，专业能力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王鸣峰说，即便是如此厉害的角色，亦被延揽进入法官队伍。
同样在2012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马道立在演讲中引用百年前的港督卢吉爵士于法院大楼启用当日的致辞论及“施行公义”：
各国的宪法或时有变化，世界的版图或时有变更，然而，于未来悠长岁月，这座蒙上双眼，手持天平的公义之像，将年年月月矗立于法院门廊之上，不受世事沧桑变幻所影响；庭院之内，亦将日复一日施行公义，不偏不倚，不懈不休。
作为“97一代”，王鸣峰用一句更为简洁的话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回归15年，如果只有一种成就，我可以很自豪说，香港的法治比回归前更好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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