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更像是情侣分手”
冯佩乐，祖籍广东，1974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家庭。她算是移民的后代，父亲儿时偷渡到香港，成年后与母亲结婚。原本冯佩乐觉得这段历史并不光彩，可直到上了大学她才发现，班里许多同学的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冯佩乐出生时，香港经济发展迅猛，母亲在工厂上班，父亲做修车工。尽管家里拮据，可没读过书的父亲特别注重冯佩乐姊妹三人的教育，要求她们一定要读大学。
学习成绩一直优秀的冯佩乐并未让父亲操心。1994年，她轻松地考上香港大学地理系。然而三年后的一个选修课程改变了她的命运。冯佩乐在毕业前半年参加了一个新闻记者培训班，她突然发现自己对于新闻采访和写作充满了兴趣，“感觉特别过瘾”。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她跑到《东方日报》应聘，成为一名实习记者。
令冯佩乐感到幸运的是，她入职不久便赶上了香港回归。她被派到港英政府门口采访，7月1日零时，卫兵将英国女王的标牌撤下，换上了紫荆花。“就是前后一秒钟的变化，我没有任何感觉。”冯佩乐回忆道。
和大多数“97一代”一样，冯佩乐并没有国家的概念。香港独立于内地的教育体系和文化观念，使香港人对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似乎只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直到冯佩乐准备毕业出国旅行时，她才意识到申请表国籍一栏不能再写英国，而她的心情也很复杂，“这更像是情侣分手”。
香港人的主人翁意识
一年之后，冯佩乐遇到了入行以来最大的考验――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刚入行不久的菜鸟，面对着每天铺天盖地的信息和以泪洗面的采访对象，她有些无所适从。当时，不少香港中产家庭因为之前贷款买房而酿成悲剧。冯佩乐还记得，一位丈夫因无法承受压力选择用炭火自杀，后被妻子发现而幸免。冯佩乐不知该如何发问，最后竟与这名男子一起痛哭。“经常看到自杀的消息，香港到底怎么了？”冯佩乐回忆说，人们把怨气都撒在政府身上。
不过，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香港金融市场最终化险为夷。这次事件，冯佩乐似乎第一次感受到回归的意义，至少“背靠大树好乘凉”。
虽然经济慢慢好转，可2003年SARS的到来再次考验香港。已到香港无线电视台工作的冯佩乐第一时间赶到了爆发SARS最为严重的淘大花园。当时人心惶惶，铜锣湾、尖沙咀这些商圈有如空城。“我们戴上口罩去采访，同行没有一个退缩的。”冯佩乐说。
虽然SARS很快好转，但香港经济下滑，这一年7月1日，发生了香港50万人大游行。不过，这在冯佩乐看来，这未必是坏事，说明香港人的主人翁意识强烈，香港人需要一个繁荣的香港。“游行那天又热又潮，可50万人没有推搡，没有争吵，非常有秩序。”冯佩乐为此非常自豪，她看到了香港的希望。
在此之前，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正式签署《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冯佩乐从中读出了中央援港的信号。不久之后，内地开放香港自由行，更多的内地游客涌入香港。
“我突然感到国家的存在”
自由行开放之后，内地人和香港人整天在大街上摩肩接踵，不仅拉动了香港经济，而且相互用挑剔的眼光打量对方，反而培养起了彼此之间的自然情感。
就在这一年，冯佩乐成为香港无线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穿梭于京港之间，她更易掌握中央对港政策。但冯佩乐还记得，当时有20个香港团体来京反映香港的种种问题，而中央释放支持香港的信号也很明显。半年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香港团体赴京，冯佩乐意识到，中央的援港政策起了效果。
除此之外，冯佩乐还会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并守在领导人下榻的酒店门口等待不可多得的提问机会。
冯佩乐发现，领导人对香港记者的态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起初很难有机会提问，慢慢地机会多了起来，后来领导人还会主动邀请香港媒体记者到房间里采访。“这说明中央领导人对于香港越来越重视。”一次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的经历让冯佩乐颇为感动。温家宝主动走到香港记者身边，说看到香港暴雨冲毁村庄的报道，他非常担心，如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定伸援手。
另一次，冯佩乐随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新加坡，在中新两国签署合作协议的仪式上，冯佩乐的心猛地震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国家的存在，这在香港是感受不到的。”
如今，离开媒体圈的冯佩乐依然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记者生涯，令她难忘的是，作为“97一代”，她幸运地成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
王鸣峰。摄影/申欣旺
王鸣峰：
“香港法治比回归前更好了”
当美国《财富》杂志预言“香港之死”，“移民潮”仍在继续的时候，远在英国牛津大学的王鸣峰一心只想快点回到香港。
“想法比较简单，希望在成长的地方创造自己的事业。”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获得牛津大学法律学士学位并通过律师执业资格的王鸣峰学成归来。
1994年的这个时候，王鸣峰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拿到了几乎是全世界难度最大、当年全香港仅一个名额的罗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在过去的历史中，拿到过这个奖学金最著名的校友里面包括着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等领导人。
王鸣峰有足够的空间留在那些“移民”们向往的国家。虽然他只是谦虚地说“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或者美国做法律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他说当时坚信自己的事业只有在香港才能更加成功。
15年后，王鸣峰已经晋升为大律师，在中环著名的德辅大律师事务所任职。他的办公室迎面窗户朝街，香港街景尽收眼底。办公室三面均为书架，上面摆满各类法律文献。沙发背后的书架则是全套普通法案例，在一家内地的律师书架上很难看到如此齐全的普通法素材。
与中国内地奉行成文法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书籍背后彰显着香港作为普通法系的成员所遵循的严谨传统，每一个判例均要遵循先例，而这一目标非经过严格法律训练绝无可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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