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抵抗，一边逃避
在这段时期，张照堂还参与了《剧场》季刊实验短片展、现代诗画展，并与一群对现代艺术有着同样追求的朋友组成“V-10视觉艺术群”。1971年春天，“V-10视觉艺术群”举办“现代摄影――女展”，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实验与设计风格，抵抗沙龙摄影的诗情画意成为他们鲜明的主张。
当时张照堂的摄影充满了实验性质，失焦模糊的儿童的脸、闭锁于塑料袋内的怪异头脸如同鬼魅般从张照堂的镜头前冒出。张照堂的作品逐渐在这些试验中，奠立了他后来为人称道的现代主义风格：形式颉颃玩忽，视野危然孤高。
张照堂自称是一个“典型60年代存在主义青年”，在台大念土木工程专业的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体验了四年疯狂的阅读之旅，从存在主义的加缪到叙述苦难的福克纳，都成为他当时汲取的养分。文学之外，他还途经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玛格丽特，也观看荒谬剧场。他被所有生猛的虚无、渴求的失落所感动。“也许是我偏好于描述人生黑暗的一面，对一切生存困境、失序时局感到好奇，我的摄影绕不开痛苦与残酷。”
张照堂始终认为自己受到文学的影响最深，即便今天回顾过去，那些在图书馆抄写的所有关于质疑、诘问的句子，一直是他摄影的座右铭。台湾作家黄春明认为，张照堂和其他摄影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将自己在文学、音乐、电影、绘画等诸多领域的涉猎最终投射到摄影，这也正是其作品独一无二的原因。
张照堂的作品在遭到一些沙龙摄影人的批评时，也收获到了巨大的赞誉。在受西方虚无主义、现代美学渗透更深的绘画界及现代诗界，张照堂戴上了众多以“现代主义”为标记的荣耀之冠。其中“东方绘画”的秦松，称赞张照堂的作品有“人间性”、“深刻而又有内涵”、“终于，台湾的摄影作品，超越了‘写情写景’的写真。”
在这段时期，台湾的主流摄影实践有两种类型，要么是作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新闻照片，要么是唯独容许在民间操作的“沙龙摄影”。在这片政治高压空气下，摄影文化显得空白而贫乏。张照堂那种怪诞而富有剧场意味的照片，在戒严时期的台湾，从未出现过，郭力昕对比当时的创作环境，作出这样的判断：“张照堂的摄影，无疑是当时社会环境下迸发出的独醒的、清越的高音。”
“在戒严时代，张照堂通过现代主义来抵抗健康写实主义，就像今天我们大陆敏感的艺术家不能接受所谓的和谐摄影。”顾铮在后来观看台湾的摄影作品时发现，对荒谬感的捕捉，台湾至今没有出现与张照堂类似的风格。
郭立昕还试图以政治高压下可能的抵抗性来评价张照堂的作品，不过，张照堂给出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回应，“我是一边抵抗，一边逃避。”
“其实，我也是在艺术空间里逃避现实。”对张照堂而言，这个世界，更多地是由政治家、革命家或科学家在主导这个社会的发展，艺术家要做的，只是挖掘现实，提供想象的可能性。在谈及“抵抗”一说时，张照堂说，“如果真有残酷的因子，与其说是政治戒严的高压，不如说是来自生命本身的思考与回溯。”
他甚至认为在解严后的台湾，生命荒谬如常，和戒严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今年68岁的他，手背上已爬满皱纹与黑斑，谈到摄影中中的荒谬，他沉默良久后说，“这个世界悲苦一大堆，干吗一定要装着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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