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毁灭香港经济活力?内地或正在重蹈覆辙(图)

　　“自由”外衣下的垄断经济

　　这样看来，当下的香港，只不过是用自由放任的外衣掩盖了土地数量管制下的垄断本质。

　　多数行业是自由放任经济，只在土地等极少数行业实行严格管制。但这恰是一种最差的自由，在土地政策等关键性行业的严格管制，保证了大地产商的利益。

　　在这一前提下，坚持自由放任政策意味着放任这些地产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肆意向上下扩张，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加剧垄断趋势。这并非是自由放任的本意。

　　在基础民生行业、公用事业和地产处于垄断角色的几大公司与家族，很容易对上下游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和消费者榨取经济租，是一种变相的汲取社会资源的渠道，保证他们垄断的前提下，让上下游市场自由竞争，允许他们滥用优势地位，以多元化、兼并上下游企业，造成横纵向一体化。

　　这与中国内地的国网、石化、电信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区别?如何能算得上是“自由经济”?

　　上游的国有企业就占有了垄断的经济租，对下游的民营企业及消费者实行垄断价格，民营企业即使再有竞争优势，也不得不在关键要素上任人宰割，利润再高，也会被上游垄断的国有企业所侵蚀。

　　中国经济的实质变成民营企业和消费者为国企打工。因此根本不存在胡鞍钢所谓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两条腿走路”的新格局，而是国有企业拄着民营企业的拐杖“跛脚走路”的扭曲局面。

　　这些，国内学者已经有很多文献在讨论，包括港科大的王勇等学者，都有不错的论文证实了国企与民企的上下游关系，以及上游垄断下游自由竞争的关系，是国企营利的主要机制。

　　只不过香港没有国有企业，而是地产商罢了。

　　内地经济的香港化

　　把眼光投向内地，我们会发现内地经济正逐步踏上香港已经走过的道路。

　　2013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大涨，根本原因在于住房需求增长了18%，而住宅土地供应量同比却下跌了13%。在这一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超过3万亿，是2012年的150%。2013年上海的住房用地供应计划为1000公顷，低于2005年以来的7年间土地平均年度实际供应量。但上海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近2130亿元，超过2010年的历史峰值。

　　再来看北京，其住宅土地供应近些年的多数年份也是逐年递减。2011年时，北京市为常住人口2000万人，房地产开工面积是1639.5万平方米。而同期的鄂尔多斯[-2.65% 资金 研报]，房地产开工面积达1009.4万平方米，是北京的6成，而它的人口不足200万，是北京的1成。

　　土地批租制度下的土地供给毫无疑问会被抑制，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对一个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来说，一面是需求增长，一面是土地供给饥渴，房价上涨丝毫不意外，差别也只是涨得“很快”还是“非常快”。相比大多数二线城市，京沪的住宅土地供应量相对于其常住人口规模来说，都太少了。

　　为了维持名义的地价，北京对土地用途管制保持了高压态势。想想，北京人口相当于上海的8成多，而面积是上海的2.5倍，大量的土地是以未利用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的形式存在的。农民偷偷的将农地租给开发商，建成楼盘，再以市价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卖给城里人，俗称“小产权房”，包括太玉园等知名的小产权房社区。

　　如果小产权房成为潮流，势必会抑制国有建设用地的价格，坐大以后更可以挟民意转正、合法化。因此，在清理小产权房上，北京表现的最坚决，2013年下半年，北京累计清理了近400万平米的小产权房。

　　京沪房价长期保持快速增长，会产出金融挤出实业的现象，严重打击创业与实体经济。这对京沪来说，才是致命的。创业十年，不抵买房一套。有能力而没有原始积累的人，在这个城市不吃香，而没能力、肯啃老只会买房的人反而大赚特赚，会打压创新、催毁城市的创业激情，这样的城市是没有未来的。

　　相形之下，年轻人在京沪没机会，反而是一个小事情。京沪这时变成真正的“上海滩”，成为年轻人淘金、闯滩的地方，赚到钱、能立足则留在京沪。留不下来，就当成镀金之旅，靠在京沪的经验，在其它城市打拼。

　　诡异之处在于，香港化的过程是一个棘轮，一旦进入，只能继续强化，而无法退出。香港化下的京沪两地，大量的原住民和新进房产所有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不允许房价出现些许的下跌，而政府与银行基于财政收入稳定和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同样不允许房价进入下降通道。表面上来看，受损的只是新进京沪的外地人，由于他们零散而弱小，很难集聚起政治力量去改变这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