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制造了“股灾”?股民不敢说的他们说(图)

　　政府该不该救市?怎么救?

　　主持人(王波明)：第一轮问题大家都把焦点放在到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像去年上万亿，有人说快接近2万亿的赤字去救市。我查了一下，其实咱们政府救市可以回溯到80年代后期。上海、深圳交易所是90年成立的，在没成立之前就有一次救市，是深圳的李灏书记，当时有一个股票叫深发展，那个是柜台交易，有一段时间狂跌。后来深圳金融办说这么跌不行，咱们得救市。后来说怎么救啊。当时王建告诉当时的书记李灏，政府拿出2个亿买深发展。那个都是88年的时候。2个亿的资金确实把深发展买起来了。好像他们就认为深圳股市度过了一个难关。到后来深交所、上交所成立，一直到1992年证监会成立，政府不断通过这个方向，最早刘鸿儒同志，人民日报社论，当时股市很低，300多点。评论员文章，一直到直接拿钱做。到2000年有一个半夜鸡叫。觉得股市不行，周末半夜了，发了一个减税政策。

　　所以政府和市场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可能早期市场不成熟，政府做多了一点。现在已经25年了。90年到现在26年了，一个小孩也长到26岁了。对这个问题，而且我看最近还有一些表态。市场不行我们还要介入。咱们顺着顺序来，哈博士从你开始。

　　哈继铭：股票市场、汇率市场以及其他的要素市场，三中全会说的很清楚，就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回忆一下这段时期以来，很多市场还是政府起着巨大作用，没有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为什么要救市?是因为之前股票大涨之后暴跌。为什么会大涨?大涨也是跟政府有关，也是跟监管当局有关。那个时候一个劲往上推。结果又来救市。得不偿失。我算了一下，2014年股市起来那一当头，一直到股市泡沫爆掉后，IPO也停了，你算一下IPO增发的资金加起来还不到1万亿，但是你光救市用掉2万亿，何苦呢?实际上得不偿失。这个可能还是监管部门没有真正的去执行三中全会所说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么一个精神。说的时候是一套，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所以我觉得中国可能，让我这样搞经济研究的人、搞政治分析的人是很难把握的。有时候他说的不做，而做的他不说。

　　贾康：刚才我其实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政府合理的对股市的认识就是要想透这是一个直接融资的场所，政府该做的事情就要维持他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这是制度供给。而且是要制度自强。光是指责说是这里面有什么恶意的行为，其实体很难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恶意?什么是善意?反正都是逐利。这里面你尽可能说清楚什么是正常交易、什么是内幕交易，你把制度尽可能做的周全起来，政府之责就做到了。你政府费很大力气分析什么是善意行为、什么是恶意行为，很难清晰。实际是助涨寻租。很容易出差错。还是要清晰界定什么是内幕交易，一开始粗一点，慢慢越做越细。

　　制度自强做到一定程度，我们在这方面就越来越有信心，正面功能可以更好发挥。一些负面功能也要承认他可能会存在，带来一些社会不满，可以尽量压低到尽量低的限度。反正这一次被称为股灾了，但是没有人说把股市关掉。邓小平早年可是说了，他说允许看，但要大胆的试，试了不行，回过头还可以把它关掉。关也可以分两种方式，一次关掉或者分布关掉。说得无非就是把反对派逼到墙角，一定要让我试一试。哪怕到这么一个不令人不愉快，也没有出现说要关掉。怎么样制度自强，有效制度供给，攻坚克难，破除在里面混杂的各种各样不良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正道。

　　主持人(王波明)：善意做空、恶意做空这实在理解不了。都是为了赚钱，你赚钱了就是恶意，而且就要惩罚你。这个不是一个法律定义。这是一个形容词。

　　李剑阁：你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不能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其实只有合法和非法，没有善意和恶意。这个是坚定不移的准则。我们在市场所有的监管就是以合法和非法来划定。

　　我觉得去年有一个问题，股灾发生以后。王波明也提到救市，有关方面提到说中国的救市是非常中国惯例的，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后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救市他确实可以举很多例子。一个举美国例子，一个举香港例子。第一，该不该救?什么情况下该救?怎么救?由谁来救?如果用这几个标准，四句话去问一下。我发现去年我们没有一件事符合国际惯例。我专门和各方面人士交换过意见，包括和香港当年监管的人士也交换过意见，去年像中国这个救市，由监管部门带着一批监管对象去救市，就相当于裁判带着特定的运动员去踢球。这个球是没法踢的。他吹哨，让你进球就进球，让对方不进球就不进球。这个球就没法提了。如果说国际惯例，我认为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救市这样的例子就是由监管部门带着监管对象救市的。美国根本不是。

　　主持人(王波明)：这个国际惯例我确实也查了。没有一个市场在历史上就直接拿钱直接买市场，这个没有。

　　李剑阁：美国一般是美联储出面，SEC根本不参与的。香港的救市，我在证监会到体改办过程中，1998年，当时是什么情况呢?香港的财政司带着金管局几个人，极小范围作出决策，而且这个决策过程，证监会是不知道的。而且证监会知道以后是非常愤怒的，认为政府不该进去的。是这么一个历史过程。所以用香港的例子来说明去年我们救市的合理性是没有说服力的。

　　现在动不动就说国际惯例。包括会前我们讨论的注册制的改革，有人说按照全世界没有注册制，也用国际惯例来说事。幸亏现在互联网时代，国际上的事大家都知道。不要有的人出来一说就把大家吓住了，实际上大家很明白，有的事糊弄不了。谢谢!

　　Mark MACHIN：我还是全面同意各位的意见，在全球也会有各样的例子在极端的情况下干预市场。1999年的时候，当时香港政府大规模的抛售，对那个事情我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们也参与了。还有美国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市也带来了一些系统性的风险。韩国、日本、台湾，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们和市场打交道正确的方法。中国应该像哈博士说的，离市场远一点。当然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包括IPO注册制。我知道现在暂时终止了这个计划，但是我希望这个计划重启，让市场供求来决定最终的价格。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正确的作用。如果市场可以自己管理IPO供应的话，这将是非常完美的一种情况。只有这样才会有双向的做市，大家可以在供给侧、需求侧去参与市场，而不是一个仅仅是在买方市场上对于定价产生作用。这样的话，市场就会有更完美的定价。

　　吴晓求：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还是非常困难的。你稍微想想看，我们的功利性太强。这个市场承受不了这个功利性。有时候我会说一句话，再加上我们的文化有时候也很资本市场冲突。资本市场从金融机构系列来看，他是非常高级的系列，和银行、信托比，是非常高级。要求整个社会环境相匹配，中国社会环境和制度所要求的要素有时候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透明度，这是它生命的根基。当社会没有透明度的时候，你要求资本市场有足够透明度，非常难。因为大系统透明度不够，要求小系统有透明度就很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