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中国第三波发财机会到来 房地产已过去

　　大型垄断企业不需要创新 也无动力创新

　　黄益平：我想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当中，要看创新，其实我们有很多先例可以看，你看日本、韩国、台湾这、新加坡，他们都是怎样走过来的，就是一方面，要放弃过去政府主导投资这样的模式，其实这个创新是怎么创新出来的，创新所遵循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大数定理，就是让千千万万的这个年轻人都去创新，因为创新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就是我不知道以后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能成功，你只有千千万万个人甚至几百万、几千万个人都在创新，其中一部分人就会做出来，那么其实你去看硅谷就是这样的，那里有很多年轻人都在创，当然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微软，看到的是这个 Facebook，看到的是这个苹果，但其实是成功的。

　　这个创新本身是要遵循大数定律，大数定律的一个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不能有政府预先确定谁担当我们的创新的任务，就像我们过去重新看到，两年前我们在国内说婴儿奶粉的问题，矛盾很突出，然后工信部说我们也要发展我们的民族婴儿奶粉产业，怎么发展，他的办法是在全国找了五家，他认为实力比较强的企业，给他们钱，给他们政策支持去做。这个能不能做成我不知道，但这不是一般的创新办法，一般的创新的办法，你就是要给企业，给个人提供宽松的创新的环境，其实主要让市场来做，政府要改变。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就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起码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有三个方面，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支持创新方面，能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当然更好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很多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进入门槛卡得很紧，比如说电信、金融有很多不让人做，那他就没法创新，只能是原来有一些垄断企业，很大垄断的企业一般来说都不需要创新，也没有创新的压力，所以要把这个进入的门槛大幅度的降低，让大家进来，让大家竞争创新。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提供我们的金融体系要改革，这个创新是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来支持的，为什么在硅谷，很多都是这个VC，都是PE，都是直接投资，因为你要承担风险，但是你要自己去判断这些风险才能做，银行的这个融资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金融体制需要大幅度的改变。

　　第三个，最后一个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不然的话一个人做出来，满大街都是了，就没有人再去做了，所以我觉得从总体方面来看，就是这三个方面的政策改变很重要，至于说政府采取一些特定的产业政策，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政府觉得我们以后新材料、新能源、环保这些领域，我们要大幅度推进，政府提供一些基础的这个支持，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政府要做得事情，要和市场配合，这个可能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双赢经济的事情，就是政府做的工作要支持市场的作用，而不是限制市场的作用，所以说举个例子说，我们政府可以支持基础研究，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市场做的不是很好，那么政府也可以提供一些资助，包括补贴，包括其他的一些条件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影响市场的作用。

　　一般来说有两个条件，我觉得要保持，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在支持的时候，不能限制竞争，你不能说我就这几家做，其他几家不能做，我觉得这个不可以，你说支持应该是开放的，谁愿意做这个都可以做，都可以从我这儿得到一定的支持。但是不能说我偏好这个歧视那个。第二个，就是所有的财务支持都应该有退出机制，如果你一直支持的话，我们过去在发展中国家很多看到，以前支持这个业务制企业，支持了30年，还是业务制企业，他就成长不起来，所以你要推一把、助一把是可以的，但是要有退出机制，所以第一是不能限制竞争，第二是要有退出机制。不然的话，在温室里支持下的婴儿，他永远长不大。

　　主持人：那您是如何看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草根创业有没有可能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黄益平：这个创新本身，背后其实就是产业升级，但是这个产业升级，可以是多种形态的，就是可以是现在已经在做的很多产品，不断地往上走，举个例子说，你生产领带，原来是20块钱一条的领带，但现在劳动成本太高了，你没法生产了，但你还能不能生产领带，看你能不能升级，我以后做一个品牌，很好的品牌，我可以卖200块钱，甚至两千块钱一条领带，那其实你完全可以做，但是附加值增加了，技术含量提高了，其实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产业升级，还有一种创新和产业升级，其实更多的是草根的创造，包括我们在中关村附近，你走出去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在自己做，最近很多的都是互联网相关的那种创新，各种创新，我觉得他们同样很重要，至于说这两个部分，哪一个更重要，我觉得很难量上来定义，但是这个后面的这一块，要是从以后的技术进步，和从长远的经济发展来说，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互联网金融或许是第三波发财机会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说有两波发财的浪潮，现在都已经过去了。第一波是早年国企改革的时候，第二波是房地产，现在两波都过去了，也许互联网金融是第三波。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互联网，还有一些互联网思维，这个只是年轻一代特有的一些专利吗？

　　黄益平：说实话我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但我能看到的是互联网确实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从网购，从书店，从打车到我们的金融，它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觉得，我能看到的就是互联网改变世界，改变生活，在中国体现得最为突出。

　　主持人：为什么是在中国最为突出？

　　黄益平：我举个例子吧，互联网金融我自己比较关心的，我觉得互联网金融或者是互联网技术，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发明出来的，国外已经有了，但没有一个国家，发展得像中国这样的兴旺，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人多，人多它可以允许你创造新产品，你可以试验新产品，而且我们中国人，整个在你看的你的智能手机上时间很长，就是这个潜在的市场已经非常大了，现在据说有6亿多部智能手机在全国，这样的话，它市场非常大，所以任何一个小产品，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占据一块，就有足够的市场，这个是得天独厚，在很多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条件。

　　第二个我觉得非常有利的条件，其实跟我们过去的制度约束有关系，举个例子说为什么金融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余额宝做得这么好，其实是因为以前的金融抑制政策，就是以前的金融体系，它是扭曲的，这个扭曲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他只偏好这个大型的企业和有钱的个人，所以实际在国内，有相当一批的客户没有得到很好的金融服务，比如说中小企业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融资难就是从银行借不到钱，还有很多学生，年轻人，个人钱不是很多，我们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一下子就上了余额宝了，因为他不歧视他，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你只有几百块钱，只有几千块钱放在银行，不光对你的服务不好，你去一趟排很长的队，他有时候还经常收你的这个费用，每个月都要给你减少一点，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金融体系，尤其是在中国，因为过去的这种金融抑制政策，他其实是歧视很多的潜在的客户，这些潜在的客户，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个人，一般的个人，老百姓没有得到很好的金融服务，所以整个互联网金融一起来，整个市场一下子就带起来了。

　　主持人：那这个互联网金融这一块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呢？

　　黄益平：最大的风险就是，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既不是互联网，也不是金融，那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互联网金融要做得好，他其实从技术上来说，它是两条，第一条就是给你这个通道，互联网移动终端，把大家都给连接起来了，它实际上解决了找到客户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大数据，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帮助你做风险定价，帮助你控制风险，所以实际上金融的问题，最后的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但是我们现在的风险是，很多人进去了之后，其实他并不了解什么是金融。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有两波发财浪潮，现在都已经过去了。第一波是早年国企改革的时候，第二波是房地产，现在两波都过去了，也许互联网金融是第三波，所以现在有钱都要往里头扑，但是其实大多数企业都没有那个资质，就没有那个条件能力真正去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互联网金融本身的前景比较乐观，但我能看到这里头泡沫很多，有相当大一批今天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的企业都可能要倒闭掉，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很乐观说大数据，大数据多好，大数据一拿来一分析，不需要到你们家去调查你的资产、你的信用，你的为人，因为数据全有了。但事实上，其实大数据在哪儿呢？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是为什么阿里巴巴做得比较好，蚂蚁金服做得相对比较好，是因为它已经有了这100万的中小企业在淘宝上的企业，和两亿五千万的这个个人消费者，在他的网上，几年以后，他已经有相当的数据可以分析了，而其他的很多公司，其实根本没有数据。

　　主持人：马云在达沃斯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说，阿里巴巴为什么会在中国，形成一个独具优势的电子商务公司，但是他说如果把阿里巴巴这样一个公司放在美国，可能只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发展，这是为什么？

　　黄益平：在任何市场，最后总是有一个胜出，尤其是像互联网这种公司，它的边际成本做好了就很低，但是在美国这个没有太大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两条为什么中国做得比较好是有关系的，因为它的本身的金融体系就很发达，它的这个大家获得的金融服务就非常好，所以这个其实生存的空间就相当少了，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服务，这个市场就比较发达的话，那么新的形态，要生长难度就比较大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从美国回来的专家，说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以后也不会有前途，因为你看在美国就没有特别大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他们觉得无非就是政策套利，但是我觉得政策套利给你提供这个机会，你能把它变成你的这个低的成本，你可以把它变成好的，发展你的技术、发展你的风险控制的能力，以后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业务的形态。

　　主持人：就是前景还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黄益平：我是很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