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
2015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于1月20-24日在瑞士达沃斯举办。本届年会主题是“全球新局势”。凤凰财经全程报道本次论坛。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对话中讲述了华为以及自己的很多故事。
以下是文字实录：
做华为是为了生活被逼上梁山
主持人：任董，你的动机是什么，开始做华为？
任正非：做华为并不是在我意想之中的行为，因为我们在8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大精简，我们是集体被国家裁掉了。我们总要走向社会，总要生产，我们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什么叫做市场经济。我们觉得赚人家的钱这是很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
第二个就是给人家钱，人家就应该把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啥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这就是军队的行为。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国企20几个人小公司的副经理，有人说可以买到电视机，我说好，我们就去买，我们把钱给人家，这个电视机说没有，啥也没有。
这样我就开始要追回这些款，追这些款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并且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你们乱搞，不给钱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追。追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我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个法律书我悟出来市场经济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
创造客户我不可能，因此我们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第二个，要熟悉这个交易的法律诉讼。我们那个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还把代理搞的溜溜转。那个时候我们很没有钱，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货源就寻求货源，我们就给人家做代理。
我来帮你卖，收了钱我再留下一点我还给你。我们做代理的公司，一个就是珠海有一个，珠海通信，BH03。一个是香港红莲。代理了以后，我们代的太好了，人家就以为你们要把市场占完了，人家就不给我们货了。把我们好不容易赚到的钱，逼到市场上去，高价买货，再来卖给客户，从来维护市场信用。
这个阶段走起来，我们就慢慢的摸到什么叫做市场经济这条路了。当时国有企业干的不好，人家又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我要把这个公司的债务追回来。然后，我能领着这个公司前进，人家也不要我。最后只要科伟说，你出来吧，你搞的都是大项目，不成功的。你就先搞小的，我们就出来了。出来就认为通信产品，这么大，这么多，我搞一个小的总有机会吧。
由于幼稚我才走上了这条路。这个碗扁一点有啥关系，就卖便宜一点，照样可以吃饭。但是通信产品，稍稍有点指标不合格，是全程全网的，导致全世界通讯都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做这个事情。
这样的话就对一个小公司是极其残酷的，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怎么可能？我们付出了就是生命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后退，因为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了。不可能后退，所以因此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这也不是想象中的这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就逼上了梁山。
谈华为成长：向西方公司学习
主持人：任董，一个私人公司在中国是非常难干的时代，您有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下什么样的困难，私人公司以前有面对，现在也面对，有什么东西你希望可以改变一下？
任正非：我认为我们创建这个公司的时候，才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走向允许这种产业的存在。但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他们创业，卖馒头，做什么东西，卖大碗茶。政府那个时候号召，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就是从这些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
起步到我们走向高科技，我觉得这也是天方夜谭，当时出了一个1987年18号文件，就是要推广民营高科技，但是这个文件还是不要做，为什么？他要求五个股东，要求21000块钱。这个也是极难的，就凑啊凑啊，凑出来。我们那个时候感觉不到民营和国企有什么区别？实在太小了，国有企业的脚指头缝都足够宽，我们就像走着马六甲海峡一样，两边都靠不着岸，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到和他们竞争有压力的。
但是随着这个世界发展的也快，主要是外资进入了中国，大规模外资进入了中国以后，中国才发现自己国家的工业体制赶不上世界。所以有一次见几个领导家，国家认为电子工程是绝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把电子工程就放弃的。这个放弃了，就等于我们就没有竞争对手，他们不做，就剩下我们来做。我们虽然做的不好，但是我们比起外国老大哥，他们做的好，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想做交换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交换机，只有我飞到吉林去，好不容易求爷爷求奶奶，让大家瞅一眼5号机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5号机的样子，终于大家同意了，我们只能瞧一眼，是铁柜子。就像我现在考财务一样，我们传输的盒子是圆的还是方的，财务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我们自己的东西是圆的还是方的也是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那次，我带他们去的时候，晚上不小心就让小偷偷了，因为带了一些礼品放在房间，晚上睡的太死了。第二天提着箱子到了机场，到了机场发现那么轻，打开一看什么钱也没有了，证件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那个状况下，还是西方这些公司，他们做了很多成功的东西，给我们引到了这个道路，我们一直是非常尊重他们的。
谈挑战：选择的人生和人生要走的道路完全不相符
主持人：我觉得你个人，你的家庭背景的故事，我认为很有意思，想听一下。我知道你家是七个孩子，你是老大？你的父母也是很辛苦的过文化大革命，后来你搬去深圳，你觉得那边有一些机会，在您的个人生活方面做这种大公司有什么样的挑战？
任正非：我的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少数民族混居区，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一个贵州省一个非常小的镇完成的。后来我父母迁居以后到一个小城市读完高中。我从高中考大学，考到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了建筑工程学院以后，反正我也没有搞过建筑，我们当时山区的孩子对人生的学生有很大的盲目性，看一本小说就选择的人生。实际上我选择的人生和人生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相符的。
但是，今年的乡村孩子比我们好一点，有互联网，可以从互联网知道怎么样。我讲一个很重要的笑话。很多年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带我的小孩去北海公园，他说要体会一下《荡起双桨》的味道，我们大家唱歌，唱到然后就唱到绿树红墙，我说这个不就是那个绿树红墙吗？我们小时候梦寐以求的绿树红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认为互联网对于孩子的教育要起来好多好作用，现在乡村的孩子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孤陋寡闻。
父辈经历磨难是政治上、社会上的整个磨难，我们家的磨难是轻的。我们至少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小学校长。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的人就是富人了。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们和城市的孩子比起来认识确实太孤陋寡闻了。
大学毕业以后，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到处都不工作。我本人是不答应这么混，这么混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自学了电子技术，上海工人大学的教材。因为他是工人的大学，所以文革是推广的，可以买到那个教材。后来我在军队实习的时候，就有幸上了西安交大的班，交2块钱人民币就可以读这个班，我读了这个班才知道什么叫做计算机。那个时候我们听了一个来自826部队的所长跟我们做报告，他是中国第一代中国计算机人，邓小平开放改革以后，他前十个访问美国的科学家，回来跟我们讲计算机。就说计算机用于管理，计算机用于什么，他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计算机，我们一句话都没听懂。
但是我认为他给了我们孩子很大的启蒙，给了我们人生方向，我觉得在座的这些达沃斯的精英们，有机会都能给农村孩子谈一次心，喝一次咖啡，我觉得或许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就像我一样，我就不知道跑去学建筑，学了半天不干建筑，不等于白学了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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